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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桑是赵学梅的一个心结。

 为了解开这个心结，她几乎走遍了中国，去寻访所有与蚕桑有关的人和事。为了一睹世界“桑树王”的容颜，她不顾家人的劝阻，爬上茫茫的雪域高原；为了揭开蚕桑的万年之谜，巴蜀山水、江南水乡甚至黄土高原都留下她奔波的身影；为了了解现代世界蚕桑业发展趋势，她自费远赴东瀛，拜访日本蚕丝会会长。如同她一贯的风格，当她痴迷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她会锲而不舍地去探寻、去完成。如果不是了解她曾经的经历，很难有人理解她的这份执着。她曾经做过华北蚕桑第一县阳城县的县委书记。蚕桑业在阳城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阳城的支柱产业，在阳城工作而不懂蚕桑，被当地干部和群众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她开始关注和研究蚕桑。最初的关注重点在于蚕桑业在新时期阳城县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继而思谋如何面对这一日渐衰落的古老产业。但是，她在阳城工作不到两年就调到市里，关于蚕桑的很多工作没有来得及做，留下一份遗憾，也留下一份心结。但凡心结，总很折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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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来我与学梅认识有二十几个年头了，那时她刚调到陵川县当县长不久。在我的印象中，她是那种质朴有余而练达不足的基层干部，对乡村工作很熟悉，和农民总有说不完的话。这也难怪，从参加工作起，她就一直在基层，与农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习惯直接和百姓打交道。从乡镇的党委书记任上直接走上县长岗位的她，需要面对全方位的行政事务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她感到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个人的性格潜质决定爱好，爱好决定选择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性格简单甚至有点单纯的她，没有选择“行政管理”和“政治经济”等领导干部的热门学科，而是利用节假日到焦作大学旁听“中国古典文学”课。她徜徉其中，惊异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中国古典艺术的无穷魅力。

  因为有了这样的积累和贮备，学梅好像总能够在工作中捕捉到艺术的灵感，从而把这种灵感和工作结合起来。此前学梅曾经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古树苍烟》，另一本是《唐风宋雨》。前者是她回到市里分管林业的时候，看到垂垂老矣的千年古树在岁月的沧桑中渐次湮灭，于是，她认为保护古树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保护的前提是需要澄清家底，她大约就是那时候才拿起相机，三万张古树照片耗去她几年的业余时光，其中甘苦，唯有自知。《古树苍烟》获平遥国际摄影节金奖，聊似可慰。在她分管文化教育的时候，她接触到青莲寺的唐佛和府城玉皇庙的二十八宿，这是晋城国宝级的文物。并非一种宗教情绪的左右，也不是简单的艺术灵光的闪现，才使她愿意走进它们的世界，而是为了保护和宣传的需要，她要搞清楚它们的身世。“二十八宿是元代皇家雕塑师刘元的作品”，这一结论在晋城已经流行了很多年。她从比较宋、元时代艺术风格出发，继而查阅典籍和碑刻，认为晋城的二十八宿塑像是出自宋代地方工匠之手。那时，她对“考古”这门学问是陌生的，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直觉是否正确，她几乎陷入痴迷状态。痴迷于事业是一种幸福，当她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和几十通残碑拓片中寻找到符合自己直觉的答案时，所有人包括她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当然，更让人意外的是，她因之写就的《唐风宋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竟然脱销，很快又进行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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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其位，可以不谋其政，离开工作岗位，她当然可以不必为蚕桑产业的未来而揪心了。但是，她曾经的遗憾是一段未了情，未了之情凝成心结，便难以挥之即去。她经常到阳城蚕农家里，询问生计如何；看望退休在家的蚕桑技术专家，讨教振兴之策。她对蚕桑产业的关注渐而升华为对蚕桑生命本体的关注。

 她在本书的部分文章中，探讨了蚕的驯化和茧的利用。她认为，家蚕是迄今为止人类唯一完全驯化的昆虫，也就是说，家蚕已经完全没有在大自然中独立生存的能力。家蚕的特性是允许人类接近，适应拥挤，失去飞行、捕食和自我免疫的能力。中国是世界家蚕的滥觞，野蚕最先在中国被驯化。最初可能是从自然中采拾蚕茧，至迟4100 年前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的先民们已经驯养家蚕了。到了夏代，养蚕已经成为家庭手工业的一部分。周代时，蚕业已经蔚为大观。汉代已经有了“蚕法”。可以说，没有我们祖先这一世界性的伟大发现，就没有后来“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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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奇思妙想不止于此，除了提出的“家蚕驯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技革命”尚可作为商榷的话题外，她不时会抛出更惊人的话题。她竟然认为蚕走进人的视野，是远古时代的一种宗教现象，是生命本体轮回最直观、最直接的体验，是作为生命的一种图腾给蒙昧幼稚状态的人类以宗教式的安慰。其理由就是远古时代人类对“蚕神”的崇拜。她认为蚕与人相处的时间，并非与蚕的驯化和利用同步。亦即是说，原始人类认为蚕是天虫，蚕茧是上天的赐予，是不可亵渎的神圣之物。蚕的驯化利用是原始人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审美感觉到了自觉阶段的创造。如此浪漫的想象可能会让蚕茧专家瞠目结舌，但科学似乎永远难以理解宗教的存在，也无以限制思维的自由。

  于是，她的镜头里的蚕和桑便带着一种宗教式的神秘。一只柔小的蚕蛾在镜头里会变得硕大无比，仿佛中生代的巨大动物在旷野上笑傲苍穹；一棵普通古桑在镜头里会变得神圣庄严，仿佛千年树魂穿越时光隧道扑面而来。在学梅的镜头里，能够感觉到幼蚕破卵而出的欣喜，蚕蛹破茧而出的自信，雄蛾以身殉情的无悔，以及成蚕吐丝结茧的辛劳，这是寻常极难见到的画面。为了这些画面，学梅在自己家里开始养蚕，成宿成宿地蹲在蚕床前观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蚕桑在她的镜头里已经不是形而下的物质实体，而是形而上的精神对象。她对蚕的生命过程的描写，已经超越了生物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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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她移开镜头，用笔记录那些以蚕桑为事业、为生活的人和事时，她才走出幻化的世界，回到现实中来。在她的笔下，这是一个以蚕桑为生命的群体。一群江南学子，离开故乡亲人，来到黄土高原，把蚕桑作为毕生的事业，有的已经长眠于此；被阳城农民誉为“蚕桑书记”的孙文龙，背着粪筐奔波在田间地头，观察地埂桑的长势；还有乡村的蚕娘在蚕室忙碌的身影，蚕桑技术员在地头忧虑的眼神。只有在这时候，她才像一个农家女儿赵学梅。她对蚕桑产业发展的殷切之情跃然纸上。她是那种很要强而且闲不住的人，她说，这本书出来以后就金盆洗手，彻底休息了。我不相信。她还有哪些不靠谱的浪漫想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梦想是激发人类创新的内在动力，没有梦想就没有进步，人类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茹毛饮血的时代。

  本书出版以前，我有幸看到书稿，不由写了如上文字，因对蚕桑了无所知，所写多是题外之话，勉而强之算作“评介”一类。一般而为序言者，多是专家权威人士，而我学无所长，仅是学梅先生的友人，为她的前两本书作了序，已属不当，今再为序，则更加惶恐也。

姚 剑

甲申夏于所如斋

——更多精彩，请关注赵学梅著《陌上问蚕》，商务印书馆2017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