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遗国际培训中心主任杨治

□本报记者常雄飞

    6月17日下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遗国际培训中心主任杨治接受了记者专访。在他看来，中国在非遗保护上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有很多经验可以与世界分享。他认为，在越来越重视版权的今天，中国很多非遗项目更要有版权意识。

    记者：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遗国际培训中心主任和四届成都国际非遗大会的参与者，怎么看非遗保护工作和培训中心的关系？

    杨治：非遗保护要建立专门的工作机构，人才缺乏仍然是基层推动非遗保护工作的瓶颈。非遗项目的普查、认定、名录体系的建立，传承人的保护，地方立法等都是相当重要的。亚太培训中心的工作弥补了地区专业人才的缺口，为保护工作深入社区奠定基础。目前经亚太培训中心培训的非遗专业人士已近70人。

    记者：培训基地面对的人群主要是哪些？

    杨治：我们还是主要把培训人群放在利益相关方，这些人包括传承人，传承社群和群体，相关单位的官员，参与相关报道的媒体，参与相关活动的翻译。比如，很多非遗传承人醉心于自己的高超技艺，对技艺的文化内涵认识不足。我们一定要把非遗的认识放到人类发展、人类创造力、世界文化多样性上思考，这是非遗发展的基础。

    记者：非遗项目的传承和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是近年来非遗保护中的热点，如何看待两者结合中的难点？

    杨治：首先，非遗传承中，有一部分是找得到传承人个体的，比如家传药方、家族手工技艺等等，只要能落实到人头上的传承，都可以利用国家现行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进行保护。而另一部分，无法确定固定的个体传承人，有些就是集体创作的项目，容易引起争议。比如传说、典故等这类型的非遗项目。

    关于这一点，非洲国家的经验和处理方式值得借鉴。在非洲一些国家，对古老传说和人物形象交流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如果其他国家有兴趣，通过考察、再创作形成新的艺术形态，就要交纳一定的费用。这些费放入一个专项基金中，用于反哺项目的保护和研究。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好莱坞用我们花木兰的故事拍摄电影，还在全世界放映。花木兰就属于集体创作的故事、传说，以后遇见这类的情况，我们就应该考虑向好莱坞收取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