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篇刊登在某国际期刊上的长文引发了考古界的争论。这篇名为《8500年前丝织品的分子生物学证据》的文章作者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龚德才教授的研究团队，而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将我国丝织品使用的记载年代又一次提前。作为丝绸之路的起始地区，中国在养蚕、编织乃至丝绸制造上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发源地国家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缕缕蚕丝编织成一部宏大的丝绸发展史，而如今的考古发掘又将这些历史证据一一呈现，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锦绣”与“华丽”的历史脉络。

 新发现对丝绸研究意义深远  最早历史提前4000年

 在引发关注的这篇学术论文中，作者披露了对河南中部地区贾湖史前遗址的重大研究成果，在贾湖两处墓葬人的遗骸腹部土壤样品中，检测到了蚕丝蛋白的残留物。根据遗址中发现的编织工具和骨针综合分析，表明贾湖居民可能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编织和缝纫技艺，并有意识地使用蚕丝纤维制作丝绸。

 据该项目的负责人、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龚德才介绍，新石器时期，一系列纺织工具，如陶器、骨器和石器等常被发现。然而，在遗址中，却很难发现丝织品存在的直接证据。印度学者通过显微形态对比的方法，证明了哈拉帕和昌胡—达罗遗址（前2450年—前2000年）出土的铜器表面残留有蚕丝纤维，提出了印度在4000年前已经开始使用蚕丝。奥地利学者通过分析古埃及木乃伊卷发中的纤维疑似物，确定其为蚕丝纤维，从而推断距今3000年前的古埃及已经开始使用蚕丝。在我国的一些遗址中，也有与丝绸相关的文物出土。如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约4000年前的茧壳，河南荥阳青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4500年前的丝麻织物残片，浙江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约4200年前的一批丝线、丝带和没有炭化的绢片。此外，还有一些更早的间接证据，包括纺织工具以及与蚕和蚕丝相关的符号、图案和装饰品等。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国古老传说中，中原地区（现在西平县，紧邻贾湖）的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从而开始了利用蚕丝制作丝绸的历史。贾湖遗址蚕丝蛋白残留物的发现，将中国丝绸出现的考古学证据提前了近4000年，证实了中国是首个发明蚕丝和利用蚕丝的国家，对于丝绸发展史的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次发现肉眼看不见  实物证据依旧在“钱山漾”

 也就是说，本次发现的并非肉眼可见的丝绸，而是看不见的蚕丝蛋白。据业内专家介绍，目前最有力的证据依旧是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一批“可见”文物，位于湖州市城南7公里的潞村古村落，是人类丝绸文明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古文化遗址。1956年和1958年，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专家们在对遗址进行的两次发掘中，发现了绸片、丝带、丝线等。

 经当时的浙江丝绸工学院、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切片检测，其中的绸片和丝带被确认为人工饲养的家蚕丝织物。最终经碳十四测定，这批绢片距今已有4200至4400年。这意味着，中华民族至少在42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掌握了养蚕织丝技术。学术界对它的定论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人类利用家蚕丝纺织的最早实例”。

 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表示，以绢、丝等为代表的钱山漾遗存“代表了一种新发现的、更为独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发现丝绸文物的史前遗址有多处，但经过检测能确认为人工饲养家蚕丝织物的，全球目前最早的遗址还是钱山漾遗址。”湖州博物馆馆长潘林荣说。

 丝绸或为“礼”而成  未驯化野桑蚕并非真起源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在接受采访时谈道，丝绸起源于中国，并经由中国向西进行传播，尽管这在国际上或许还存在少许争议，但在他看来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曾探究过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认为丝绸最初不是作为普通的服饰材料，在古人观念中它是在人的灵魂升天过程中一定要用到的载体。

 比如在很多展览中都会看到蚕蛹的玉雕，出现在当时规格比较高的墓葬里。在赵丰看来，这些都是给一些比较重要的人、通天的人用的，因为当时能通天的人要么就是部落首领，要么就是像巫师一样专门通天的人，所以他们会有这种需求，因此丝绸不是普通的衣服。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只有中国才有，在印度就没有这样一种文化背景，所以也只有在中国的文化中出现“作茧自缚”，出现扶桑树，出现这种原始崇拜，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丝绸才可能真正起源。

 在专家看来，丝绸起源有很多不同的节点：一是利用野生桑蚕茧的茧丝织成丝绸；二是驯化野桑蚕成为家蚕；三是为了养蚕而进行桑的人工栽培。这三个节点应该是有先后的，其理论上的层次是先有人类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再有驯化野蚕，再到人工栽培桑树。但其中也有主次，最为关键的是从野桑蚕到家蚕的驯化过程。因为印度历史上很早就有利用野蚕丝生产织物的记载，但几千年后，它们还是野蚕，没有被驯化。所以我一直没有把野蚕丝算作丝绸起源，因为利用野蚕丝只是属于偶然性的，或者说是很小的生产量，跟我们所说的丝绸起源概念不一样。因为只有成功驯化为家蚕之后，蚕才能够成为稳定的、真正的生产材料。

 以向仲怀院士为首的家蚕基因研究表明，在野桑蚕驯化为家蚕的过程中，基因变异导致蚕的生物学性状发生显著变化，使得家蚕呈现出对高密度饲养的耐受性、蚕茧产量大幅提升、生长变快、蚕蛾基本丧失飞行能力等变化。这应该是一个极其漫长和特别的驯化过程。只有这个工作完成了之后，我们才认为是丝绸真正的起源。

 “旷土尽辟，桑柘满野” 茧丝绸业不断发展

 丝绸是丝绸之路两千多年来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丝绸的产地两千多年来经历不断变迁。丝绸从产地运往世界各地，丝绸之路的空间起点随着经济中心的变化而变化，丝绸也随着丝绸产地的变化而变化着。

 两汉时期，蚕丝有着广泛的用途和较大的市场，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经营的主要对象之一。当时在我国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三角洲、川蜀大地以及华南地区，茧丝绸业的生产较为发达，主要产地集中分布在今天的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地。此外，河北、江苏、浙江、安徽蚕丝业也有所发展，且于汉初发展到广东、海南岛，至东汉时发展到甘肃和内蒙古。这一时期丝织物的品种有锦、绮、罗、纱、素、绨、绫等。

 唐朝，丝织品产地主要在北方，“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得到迅速发展。晚唐时期，茧丝绸业南移过程加快，直至宋朝基本完成这一变迁，使江南地区成了全国茧丝绸的重要产区。素有“旷土尽辟，桑柘满野”“丝绵布帛之饶，覆被天下”之说。西藏地区也因文成公主出嫁带去蚕种和工匠，借以发展蚕丝业，进而加强了汉藏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宋朝，杭嘉湖地区的茧丝绸业日益昌盛，加之江南地区人杰地灵，文化发达，丝织品艺术品位有了新的突破。随着蚕桑技术的进步，中国丝绸有过短暂的辉煌，丝绸的花色品种有明显的增加，出现了宋锦、丝和饰金织物等有特色的新品种，蚕桑生产技术总结和推广也取得很大突破。长江中下游江浙地区的茧丝绸业在宋代跃居全国首位。

 明后养蚕地域南迁 天津也有丝文化证据

 直到明朝后期，世界性气候变冷，适宜植桑养蚕的地域南移，太湖地区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特别适宜发展蚕桑业，湖州、嘉兴、杭州、苏州等地广大农户出于收益考虑，纷纷将种植水稻的田改为栽种桑树的地。

 近代，由于国运衰败，我国的茧丝绸业也随之衰落。特别是受20世纪3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及日本侵华、我国东南沿海主要蚕丝业产地先后沦陷的影响，蚕丝业遭遇空前浩劫。

 在天津出土的汉代文物中，从东大井汉墓出土的包括铜镜、黛版、研和眉刷在内的古代化妆工具就能看到丝绸的蛛丝马迹。从发掘出土的汉铜镜看，背部有一桥形纽，是为便于系上丝绸用手抓握；而在镜面的处理上，古人已经懂得直径较小的镜子必须铸成凸面才能全部收入人的面容的原理；铜镜出土时覆有丝织品，估计当时已经有了镜套。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蚕丝文化的体现。本版整理/撰文 新报记者 回振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