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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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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与汉服的交融变革

  衣食住行“衣”为先,具有遮体保暖的实用功能,其次是美化装饰功能,古今通之。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服式的“褒衣博带”与“毡裘左衽”相对,因此,除了体质人类学特征之外,服式还具有区别此文化与彼文化的特征。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打破传统固有服式的模式,以求生存与发展。服式的变革,促就了赵国的强军之梦,塑就了中国古代戎服的范本。孝文帝追随汉魏古制,变革鲜卑服式,将鲜卑民族融入华夏民族的大家庭。达成了北魏的民族融合大业,成就了中国古代冠冕之制。服式的变革,是对文化的认同、打破与尊重、交融,也是历史发展的风向标。




中国最古老的服式是“上衣下裳”与“衣裳连属”,一套衣服分为头衣、体衣、下衣等,其特点是“褒衣博带”。为了区别社会不同的阶层,还规定了服饰的样式、色彩和佩饰,确立了较为完备、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

西汉文帝时,匈奴请和亲,遣宦者中行说陪汉公主出降。匈奴单于好汉物,中行说曾加以劝诫,对比汉匈衣物的使用价值,曰“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言外之意,汉家衣裳不仅形制甚至质地,都只适用于居室中活动以及乘车,而不利于野外作战。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游牧和狩猎的需要,形成了上衣下裤的“袴褶”。



袴褶图


汉至隋唐,袴褶作为天子戎服、武士的朝服、上下公服、武士侍从的服式,盛行于世而经久不衰。西汉时,胡服成为近臣与武士之服式。汉末,始有“袴褶”之名。魏晋之时,南朝齐世祖“以行北诸戍士卒多繿缕,送袴褶三千具”。南朝刘宋“校猎之官着袴褶”。袴褶的材质,也历代有别,如魏晋六朝时期,“杂用缣锦织成紬布皮韦”而成;隋代天子及皇太子的袴则用布裁剪褶用罗质布料、制作;唐代以品级来确定袴褶的材质,“五品以上通用紬绫及罗,六品以下用小绫,流外小吏亦用布焉”。历史记载证明,源于北方便于骑射的袴褶,因其适应骑乘之便,而作为戎服被中原汉民族所利用。从而也表明,作为文化习俗之一的衣饰,在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




袴褶也是北魏的朝服,故常用以赏赐。孝文帝即位之初,曾“诏送白紬袴褶一具”,以褒奖王玄威的孝行。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高车阿伏至罗及穷奇遣使入见,孝文帝赏各“赐绣袴褶一具,杂彩百匹。”袴褶作为北魏朝服,可赐与外族以示奖赏。



交领单杉袴褶


衣为人之表,服式与内心的文化因子相关,所以,改变其文化因子,衣服服式的变革首当其冲,这是历代变革者都明了的道理。服式是服装的款式,服装是与人最贴近的外物,心理上接受了有别于自己民族心理与传统形式的服装,就等于接受了他族的理念与所代表的文化,因而使其就具有无所不能的穿透力与亲和力,可以打破传统的约束,冲破种族的界限,因而也是历史上重大变革的风向标,历史上的重大变革,都从服式的变革入手,实非巧合。

时至近代乃至今日,服式的改变变革,仍然是充当了社会变革者的最佳切入点。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均亦如此。中国近代革新运动,如北洋军队的服式、学生的服式等,都是从能统一整齐实施变化的特殊群体入手,首先在服装上发生了改变。由长袍马褂,变成了西装剪裁的短款制服便衣。直至1911年,近现代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式男装才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衣服是翻领,上衣的左右、上下,各有一个带盖子和扣子的口袋,五粒纽扣。下身是西裤。为了纪念倡导服装革新改制的孙中山先生,这种款式的服式被冠以“中山装”之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身着中山装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成立。




古今中外,社会变革都伴随着服饰的革新,可见服式的变革是与每个社会的个体息息相关,因此,作为革新的切入点,具有现实性与亲和性。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个服式的改变,都是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都与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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