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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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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达生与江苏蚕专

文/张在军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江苏蚕专(女蚕校)就着力推动的蚕丝业改进事业,已经在蚕校周边的吴江、无锡等地区造就了一条新蚕丝业的产业链。从吴江弓弦村指导养蚕为肇始,蚕校先将指导工作着眼于旧蚕种的改良和新蚕种的推广,使得蚕农得以从根本上生产出优质的蚕茧,为蚕丝业其他环节的发展提供稳定而优良的原料,形成一整套的蚕丝业养殖、生产和加工体系。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蚕丝业发达的蚕校周边地区生产状况,使得中国近代的蚕丝生产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近代化,并取得了可以和日本蚕丝业相竞争的自信和实力。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中国遭受了日本的全面侵略,江南蚕丝发达地区沦陷,蚕校的蚕丝改进活动被迫停止,许多刚刚取得的改良成果都被无情的战火所毁灭。但即使这样,蚕校人进行蚕丝改进事业的决心并没有任何的动摇,在他们辗转迁移的路途中,将新的改进事业推进到中国的大西南——四川地区。

时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下属妇女指导委员会生产事业组在乐山办蚕丝实验区,蚕专校长郑辟疆先生被聘为生产事业组顾问,教员费达生被聘为实验区主任,为抗战时期后方蚕桑、丝绸业的发展作了大量工作。1990年11月,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纪念郑辟疆先生并赠家姊达生》一诗中写道:“丝结同工茧,劬劳近百年。蚕桑为兴国,育才志不迁。事属千秋业,功在万民间。恩泽遍乡里,立像崇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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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达生


两枚炸弹落在蚕校

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的前身,源于报业大王史量才先生所创办的私立上海女子蚕业学堂。该校创建于1903年,校址设在上海高昌庙桂墅(现上海市南郊)。1911年,私立上海女子蚕业学堂改归公立,称江苏省女子蚕业学堂,勘址于吴县浒墅关。1912年由江苏省政府批准,成立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简称女蚕校)。女子蚕业学校初期,系初级职业学校性质。设养蚕科,修业四年。1918年,史量才先生向江苏省教育司司长黄炎培推荐,请郑辟疆出任校长。

郑辟疆(1880.11.21—1969.11.29),被日本蚕业专家誉为“蚕业界的圣人”。吴江县盛泽镇人,父亲为落第的儒医。1900年考入当时中国第一所蚕桑学校——杭州蚕学馆学习,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留校任教。1903年去日本考察,回国后立志为振兴中国的蚕丝事业奋斗终生。此后在山东青州蚕桑学堂和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执教多年,后任浙江省原蚕种场主任技术员。自从出任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校长后,一直担任该校校长凡五十余年,直到生命终结,真正验证了“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古语。后人整理他手稿时,发现了他在临终前写下的一首光照后人的遗诗:“生存到止境,好比灯油尽;油尽灯自灭,永别无需惜。遗体付火化,灰烬一扫光;寿丧是喜事,大家要欢欣。一生无贡献,未尽人民责;徒餐三百石,无以报农人。”

郑辟疆担任校长后,为了振奋学生的事业精神,邀请费迈枢为女蚕校作校歌歌词,季镜西谱曲。歌词如下:

宁沪苏常,淮海徐扬,膏腴壌,地理辟蚕桑。女红无害,农事无伤,实业教育此提倡。阳山之阳,我校恢张,济济兮乐育一堂。英才蔚起,成绩昭彰,振振兮,名播四方。

经纶天下,衣被苍生,古文明,功业创西陵。意、法、日本,继起竞争,挽回利权谁之任?勤则能进,诚则能成,勉兮哉,校训服膺。愈研而精,愈振而兴,盛矣哉,日上蒸蒸。

同时提出校训,“诚、谨、勤、朴”四字,寓意深刻,使学生铭记在心,逐步形成优良的学风。

1922年全国学制变更,中等学校施行三、三制后,女子蚕业学校改设高级养蚕科(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三年,中级养蚕科(招收小学毕业生)修业二年(自1927年起延长一年),1924年校名更改为江苏省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

1927年7月江苏试行大学区制,屡易校名,先称第四中山大学苏州女子蚕业学校,旋改名江苏大学女子蚕业学校及中央大学区立女子蚕业学校。至1929年秋大学区制取消,仍用江苏省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原校名。1930年学校开始增设了高级制丝科(中专),起初二年制,从1931年起改为三年制。同时中级养蚕科改为中级蚕丝科,各科每年招生一个班,每班三十人。

蚕业学校的组织机构,除与普通中学相同外,最初多一个实验蚕桑场,办理养蚕、栽桑实习的有关事宜。1921年设立原种部与试验部,至1923年增设推广部,专司蚕丝业的改良推广工作。到1930年增设实验制丝工厂。至此,学校比普通中学在机构上增加了实验蚕桑场、实验制丝工厂、试验部、推广部四个主要部门。

由于蚕丝事业的改进范围日广,蚕丝业的理论与技术亟需提高,蚕丝界人士深感缺乏高级蚕丝技术人才,举办高等蚕丝教育为当务之急。遂于1934年向江苏省政府提出申请,利用女蚕校现有制丝、蚕桑的专业师资与制丝设备,兼办高级制丝专修科(大专程度),并请省教育厅在1935年的经费预算中列入专修科的项目;同时,得到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的补助,乃于浒墅关下塘建筑校舍,于1935年8月,招收制丝专修科学生一个班,初订学制二年。同年12月,得省教育厅2907号训令称:“为奉部令,专修科应改为专科学校”。1936年教育厅566号训令:“派郑辟疆为江苏省立制丝专科学校主任兼代校长”。1937年增设养蚕专科,并于当年招生一个班,改校名为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学生的修业年限,均为三年。郑辟疆任江苏省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女蚕校)与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校长。

1938年“八一三”事变之后,战火烧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很快,日寇开始了对苏州、无锡等地的轰炸。9月上旬,敌机袭扰吴江平望镇,两枚炸弹落在女蚕校的制丝所内,炸毁了烘茧机房和煮茧车间,幸未造成人员伤亡。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后,便沿长江西进,开始进攻苏州。校长郑辟疆带领留校的部分职工,携带几十箱蚕种和贵重教学仪器坐船进入太湖的马迹山避难,同时组织部分学生先后在光福和马迹山等地设立临时学校,尽力维持教学。震泽制丝所经理费达生在处理完所里事务后,与家人躲避到浙江天目山,后又随难民撤退到皖南屯溪。11月19日,日军攻陷苏州,女蚕校的校舍和实习丝厂全部被炸毁,震泽的制丝所被烧毁,留下看守厂房的老工人也被残忍地杀害了,而所有临时学校也全部停办,学生遣散回家,学校的教学工作完全瘫痪。

1938年春,经过几个月的避难,郑辟疆始终担忧学校的工作,便秘密潜回浒墅关处理学校的许多善后事宜。费达生得知消息后,也前来会合。他们与当时女蚕校留守的教职员商议后,决定首先解决三件事:“(一)为便利于处理一切应办事宜,立即在沪设办事处;(二)为保护青年技术人员,应即设法打通后方服务的路线;(三)为照顾蚕农的生活和生产,对指导下之合作社未了事项,不论如何困难,必须予以结束;代为预定之蚕种,要负责领到发清,劫余之共干茧,宜协助其出售,聊以减少损失。”其中,第一件事由郑辟疆负责办理,带领部分教职员前往上海,筹设办事处,通知部分学生到沪复课,并继续处理女蚕校及推广部的未尽事宜,同时负责组织和帮助部分师生向后方转移。第二件事由费达生负责。费达生通过原江苏省农业银行王志莘的帮助先行入川,并在沿途设法帮助女蚕的学生进入四川。在进入四川后,随即着手为女蚕校在后方的复校进行准备工作。至此,女蚕校暂时分为上海和四川两个部分,各自发展,以期共同度过战争中的危险岁月。

1938年夏,女蚕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借用南京西路大夏大学的教室作为上课的地点,召集高年级学生回校复课,以便补完课程毕业。同时,学校在上海当时租界内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觉园5号设蚕丝专科学校沪分校。沪分校利用上海租界相对便利的条件,积极采购教学所必需的图书和仪器,以尽可能地在战争期间保证教学质量。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沪分校被迫停办,所有教职员辗转前往四川。

沪分校招收的第一批养蚕和制丝两班随即结束学业,进入上海、江苏等地各丝厂和种场作毕业实习,定于1942年7月毕业。第二批招收的两班学生合并为养蚕科一个班,转移到大有蚕种场实习并继续补习课程到1943年7月。该班的学生大多在各地蚕场和丝厂从事技术工作,只有少部分人入川。
 
俞庆棠请费达生“出力”

费达生(1903.10.3—2005.8.12),江苏吴江县同里人。父亲费璞安,母亲杨纫兰。他们夫妇有子女五个,长子费振东,次女费达生,三子费青,四子费霍,五子费孝通。个个学有专长,卓有成就。幼年的费达生先后在同里丽则女校、吴江爱德女校就读。1916年入江苏女子蚕业学校,至1920年毕业。费达生毕业后不久,女蚕校的校长郑辟疆(早年曾与费达生父亲同在山东青州蚕桑学堂任教)来到费家,给她带来省里给了学校两个赴日留学名额的好消息。除费达生外,女蚕校派遣的另一名留学生是费达生的同班同学、校长郑辟疆的妹妹郑蓉镜。1920年8月,费达生赴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教妇养成科学习,三年后毕业回国。1924年春节前后,由郑辟疆带领费达生到吴江震泽宣传蚕丝改革,4月到开弦弓村建立蚕业改进社,蚕丝改良由此开始。顺便一提的是,日后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费孝通在姐姐帮助下到养蚕缫丝改革的起点——开弦弓村调查,写出了成名作《江村经济》。几十年来,“江村”已闻名中外,成为社会学界观察中国农村发展变化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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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达生与弟弟费孝通

1925年,费达生开始担任女蚕校推广部主任,历时十多年。1929年,费达生亲自设计、帮助建立的开弦弓机械丝厂于8月5日正式投产。1930年8月,女蚕校设立制丝科,费达生兼任主任。1935年,女蚕校增设高级制丝班,费达生兼教员,讲授工厂管理。1936年,任震泽制丝所经理。同时筹建吴江平望制丝所,任经理。抗战胜利后,费达生回到苏州继续蚕桑事业。1950年3月12日,在三十九周年校庆晚会上,七旬的郑辟疆老校长郑重宣布,与费达生结婚。黄炎培先生在北京得闻喜讯,欣然挥毫作诗奉贺:“真是白头偕老,同宫茧是同心。早三十年结合,今朝已近金婚。”

却说1938年5月,费达生抵达重庆。因有王志莘先生的举荐信及其在蚕丝业的声誉,第二天,四川丝业公司副经理亲临旅馆来看她,拿出红帖子聘书,聘请她担任公司的制丝总技师。还给她预备了一套房子。一向在农村、工厂奔跑的费达生突然受到这样优厚的待遇,真有点受宠若惊哩!

四川丝业公司下面有十个丝厂,费达生看过六个,设备都比较落后。磁器口的一丝厂购进几十部她参加研制的女蚕式立缫车,尚放在库房里。费达生指导工人进行安装,试车投产。丝业公司决定在阆中建丝厂,她参与了勘察设计。她感触很深的是这里各工厂使用的原料还是土茧,说明蚕丝业改进也要从养蚕抓起。

费达生在重庆街上不断遇到从下江逃难来的蚕校教师、学生,为他们在丝业公司和下属工厂安排了工作。但蚕校搬迁到四川来,丝业公司却不愿接收。她又到昆明去看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弟弟费孝通,顺便了解一下蚕校能不能迁到云南。从弟弟口中得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搬到大后方尚未安定下来,小小的蚕校当然更难安排了。

正在这时,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设立了个生产事业组,组长是女教育家俞庆棠。她计划建立一个蚕丝实验区,托人来找费达生,想请她出任主任。

俞庆棠(1897—1949),字凤岐,出身于江苏太仓名门,是著名教育家唐文治先生的长媳,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她看到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和他们的子女为生活所迫,享受不到教育,因而提出大力推行民众教育的主张。她创办了江苏教育学院,自兼教授和研究实验部主任,在无锡及附近地区创设了许多民众教育实验区。她倡导的民众教育经验从江苏推广到河南、广东等地,被人们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

当费达生在苏南城乡开展蚕丝改革时,俞庆棠的民众教育也正搞得热火朝天。她从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和银行界知名人士王志莘处了解到,郑辟疆在上海拒绝日伪的封官许愿,已派费达生到重庆,准备在内地复校,兴办蚕丝教育事业。于是即约费达生到她在重庆的临时住所,两人初次见面,都由衷高兴,紧握着双手久久不放。俞庆棠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正处于抗战时期,男女同胞都要为抗日出力,前线兄弟流血杀敌,后方姐妹要挥汗做工,我不懂生产,你是专家,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工作。”费达生说:“我到大后方来,就是想为抗日出力,干些实实在在的事。”俞庆棠接着说:“我们想建立一个蚕丝实验区,能否请你先到川南农村去看看,可先去乐山。”俞庆棠和郑辟疆同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理事,她问起郑先生的近况,费达生说他还在上海,也准备到大后方来。俞庆棠爽快地说:“郑校长来后请他担任我们生产事业组的顾问。”

尔后,费达生由四川蚕业改进社一位同学陪同赴川南乐山一带实地考察。

乐山栽桑养蚕,历史悠久。《蜀故》云:“古蚕丛氏、青衣教民蚕桑,嘉定州治南,有青衣神庙焉。”《华阳国志》曰:“(南安)邑中养蚕三眠以前皆饲柘叶,故丝质柔韧而耐久,较川北燥劣之品,诚故过之无不及也。境内,气候清嘉宜蚕,土脉膏腴宜桑。”《嘉定府志》引《寰宇记》说:“水波绫、乌头绫、绢绵俱嘉州土产。”可见,乐山实属我国最古老栽桑养蚕区之一。其栽桑养蚕的历史,距今约有两千年以上了。

乐山有宜桑宜蚕的自然条件。乐山蚕农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培育出四海驰名的良桑品种——“嘉定桑”。经过相关部门鉴定确认了四大品类:(一)黑油桑,(二)乐山花桑,(三)大红皮,(四)沱桑。

却说费达生一行来到乐山紧邻的青神县汉阳坝。路旁田坎上,山坡上,一行行,一排排绿葱葱的桑树吸引住了她的目光。她走到桑树下细细看,这里的桑树和湖桑不同,不但树干高,而且桑叶比湖桑大得多,简直如同葵花叶子一般。

她问当地蚕农:“这是什么桑树,长得这么好?”

“这里叫‘沱桑’。”

“有这么好的桑树,只要蚕种好,一定能养好蚕! ”费达生兴奋地说。

她在桑树下,越看越喜爱,攀住树枝,采摘下一束鲜嫩的桑叶。她觉得乐山是继续从事蚕丝工作的好地方,虽然比在丝业公司当“官”艰苦,但是可以大有作为,意义更大。她把桑叶带回重庆,像鲜花一样插在玻璃瓶里,放在桌子上。她拿起笔给远在上海的郑辟疆校长写信,忽然,李白的诗句“燕山雪花大如席”涌到脑海中来,于是,纸上落下这样一行字:“……乐山桑叶大如席,请我师速来!”
 
郑辟疆入川复校

1939年春天,郑辟疆一行人从上海绕道香港,辗转万里,到达重庆。费达生一见他们,就谈在乐山设立蚕丝实验区的事,并且拿出了那一束“沱桑”。那桑叶已经干枯了,失去了鲜嫩的颜色。郑辟疆拿在手里仔细看看,也很喜爱,笑着说:“唔,乐山桑叶大如席呀!”费达生会心地笑了。

一束“沱桑”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中,像什么稀罕物件似的。是的,哪有一个从事蚕丝工作的人不喜爱桑叶的呢?大家看了看费达生,都从内心深处感激她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国难期间可以落脚的地方。

但是,他们面前又出现了一道难题。一批毕业生已经散开了,就剩下几个教职员,要挂出蚕校的牌子,必须教育部承认,拨给经费。因为教育部掌握在国民党CC派的手里,郑辟疆不是一个道上的人,所以他们借口这个学校原是江苏省的,拒绝给经费补助。大家商议后,只好先去两人到乐山打前站,郑辟疆、费达生等留在重庆继续与教育部办理交涉。

经过一段时间的软磨硬要,教育部终于答应每年给五千元经费。于是他们动身向乐山进发。

费达生刚到乐山时,从四川丝业公司讨来了一批茧壳。她和程瑜、杨志超等技术人员带领工人做丝棉出售。费达生把她在日本学的做丝棉技术传授给工人。用两口大铁锅煮茧,然后抽出丝绪均匀地缠绕在木架上。因为做成的丝棉被套质量好,很畅销,从中赚了一笔钱,补充了开办经费。

蚕校与蚕丝实验区是两个牌子,一套班子。学校为实验区培训机关,实验区是学校的实验推广区。郑辟疆和费达生住在乐山嘉乐门外半边街武圣祠(今嘉定南路烟草专卖局所在地)的实验区机关内,领导着两个单位的工作。

1939年7月,蚕校初到乐山便租下平江门内富新绸厂作为临时校舍,蚕丝专科学校的养蚕学科及特设四川丝业公司制丝技术人员养成班,和女蚕校的高级蚕丝科均先后于8月15日、16日,8月25日,9月5日、6日分别招收一年级新生。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日记载:“(1939年7月30日)前日见报载吾苏省立蚕桑学校迁来续办,地址即在红十字会相近。因与二官偕往索章程,明日再往报名。二官欲循序入大学,此校非其所喜也。”

蚕校正式复校上课了,但是,当时四川全境已经进入日寇的轰炸范围,乐山自然不能幸免,在8月19日这天被三十六架日机炸得面目全非。乐山城内已经无法安全授课,学校被迫组织学生疏散到城外牛咡桥乐山蚕种场继续上课。在这种艰险的环境中,蚕校为了能够在乐山尽快复校,并开展蚕丝业的改进活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复校准备工作,使得蚕校在入川之后能够继续保证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其主要工作包括下面两个方面:

首先建筑校舍。蚕校在进入川南之后,很快便在位于乐山城外不到三华里的“白岩镇购买了地基45亩”,作为建筑校舍用地。此地处于乐西公路东端,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源充足,交通条件方便,距乐山城仅一箭之遥,非常利于今后教学和实习工作的开展。1941年7月初,校舍建筑次第完工,全校在8月迁入新校舍。“校舍全是简陋的平房,四周围以竹墙。教室、寝室、办公室、操场……等一应俱全。校门悬有一块白底黑字:‘江苏蚕丝专科学校’的校牌。”1942年春,学校在与乐山蚕丝试验区合办嘉阳蚕种制造厂的过程中,得到中国农民银行的贷款一百万元,从而继续扩建学校教学建筑,分别修建了蚕室、上簇室、贮桑室、雌雄鉴别室各一幢。这样,既保证了蚕丝的生产,也为学生实习提供了必要环境。综合学校入川以来的建设成果,到1943年,女蚕校在四川可使用的校舍计为:“教室四、办公室六、食堂一、男女宿舍十三、厨房二、门房一、会客室二、工人宿舍三、贮茧库一、制丝工厂一、煮茧工厂一、烘茧灶一(乐山蚕丝试验区设置)、蚕室七、上簇室九、贮桑室七、贮藏室二,合计七十余间。此外尚有乐山蚕丝试验区所备白岩镇办公室一幢,必要时亦可商借使用。”另外,学校种植桑园三所,共有36亩,还利用校的空地植桑大约10余亩。桑园除栽种白皮湖桑,红皮湖桑供学生养蚕、制种实习用外,另辟桑树品种标本园。栽种良桑品种多种。

其次,添置教学设备与图书。关于女蚕校的仪器设备,“机械制丝方面有铁制多条缫丝车两部(乐山蚕丝实验区设置)、木制多条缫丝及座缫车各一部、煮茧灶一副、复摇车十部、黑板检查一副、梭尺器四具;养蚕方面有足供制造蚕种一万张之设备,并有显微镜四架、解剖器□□□三十余组、比重计、温度计各一;桑蚕标本、栽桑方面有实验用具三十余副,足覆学生研习之用;体育方面有排球场一、篮球场一、台球台一,可供给各级学生运动之用”。至于蚕校的图书,经过战乱迁徙几乎散失殆尽,只从上海带来了沪校复课后所购买的部分图书。但是,由于当时日本的蚕丝业非常发达,所以蚕校原本使用的蚕丝方面教学参考书大多为日文书籍,而在抗战的背景下,在后方是根本无法购得这方面的新书籍的。因此,蚕校入川之后购置的图书大多为中文或者西文图书,还有一部分是盟国相关人士捐赠的图书,总数大约2000余册,杂志大概有30余种。

在基础建设和教学设备得以保证之后,蚕校复校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经费问题。当时,女蚕校在迁入四川之后,原本所有的经费来源都已经断绝,要想继续办学,就必须依靠当地各方相关单位、团体和人士的支援。但是仅有各方的支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学校的复校工作一直受到经费支出的困扰。1940年底,为扩充苏稽蚕种场、冷藏库的建筑费,费达生到重庆求援,这时,俞庆棠先生已经离开。生产事业组新的负责人讲经费困难,要他们自筹解决。费达生再三说明理由。这位负责人越听越不耐烦,板着脸质问道:“你们在江苏能向银行借款,为什么现在常来要钱?”费达生听了真是哭笑不得,现在是抗战期间,怎能和在江苏的情况相比呢?她想到自己是为了抗战胜利,为了乐山蚕丝实验区事业的发展,仍坚持要求,而那位负责人硬是不肯批。相持不下,就一同去见妇指委会指导长宋美龄。宋美龄听费达生说明了情况,同意给一部分经费,但又说:“只这一次,以后要你们自己解决,不能再靠会里经费了。会里经费都是国外捐来的,不是容易使用的。”

1943年,蚕校因为后方物价飞涨,致使学校各项经费超支三十余万元,所幸学校利用自身优势与乐山蚕丝实验区合办嘉阳蚕种场,学校的教职员工均在蚕种场内担任各项工作,因此可以解决教师职员们的部分薪金问题,而学校其他的一些杂支消耗以及工役工食也均由蚕种场开支。凭借着此种方式,学校暂时渡过了难关。
 
女蚕校和蚕专在乐山复校时,其中,蚕专暂设三年制养蚕科专科班一级,学生入学资格为高中毕业生,男女兼收,第一班录取50人。至于制丝科,因限于师资与设备暂未开设,而受四川蚕业公司委托,开设了一个蚕丝制丝技术人员训练班。女蚕校则以高级养蚕科一年级,共有三级。

1940年秋,两校因各科级校舍尚未建成,所以没有招收新生。1941年夏,专科三年级生派赴各农蚕机关进行校外实习;制丝技术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全部派赴四川丝业公司服务。同时,招收专科一年级新生一班。1942年秋,女蚕校和蚕专校招收新生各一班。1943年秋,仅招专科一年级新生一班。9月,以两校已设班级而言,蚕专校有制丝专科一、二、三年级三班,女蚕校有二年级一班。有资料显示,到1945年止,共培养蚕桑专业三年制专科学生264人,中专三年制蚕丝科学生113人,为川南培养了第一批蚕丝技术人才,对促进乐山地区蚕桑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女蚕校和蚕专校恢复教学后,尽量按照教学的原有要求开设课程。先后任教的老师有陆辉俭、管守孟、王天予、董达四、张书绅、俞筠蠲、胡元恺、阳含熙、李国材、林心佛、顾佛影、王宝琳、郑桂媞等。学校利用大量高校内迁四川的条件,邀请国立武汉大学的徐哲东、陈尧成、钟兆璿、公立华,国立中央技术专科学校的陆锺祜、何翘森、张廼卿等老师前来任教基础课,弥补了基础课教师不足的缺陷。叶圣陶日记中就有这么一条:“(1940年1月10日星期三):夜,去蚕桑学校,为文艺组之同学讲一小时。大意谓且不言文艺而言文字,文字既有造诣,即渐至于文艺矣。八时半归。”

1942至1945年就读蚕专的胜云鹤、王景田古稀之年双双回忆往事,深情地写道:

要从四指间指缝中漏下,不准从拇指缝中撒出。撒桑手的距蚕座高度,也有定章,蚕大老校长郑辟疆先生率全校师生艰苦办学,凡学杂、膳宿诸费全包,学生还每月领取若干贷金,以为购买肥皂之类零物之用。虽岁月峥嵘,但师生如同亲人,相亲相爱,融融陶陶,亲密无间。当时无课本,教材由各位教师自编。专职教师还自刻腊纸,一字一句均由老师亲手刻写。如王干治、管守孟、陆辉俭等诸位老师都是白天授课,晚上刻印腊板,每每深夜不息,学生们都深受感动,故都勤学不倦,以报师恩。兼课老师,不发讲义,课堂口授,学生自记笔记,以备考试复习之用,故都静心听讲,课堂秩序井然。学校为了节约开支,基本不设助教,实习、试验均由课堂老师亲自操作、带领学生实验。养蚕实习,教授充当技术员,带领学生养蚕。教我养蚕的是王干治老师,从切桑叶到架火缸,都是手把手的教。如叠桑叶,用刀切叶,都有定章,细说细讲,叶片务必切成正方形,多大的蚕要切多大的叶块,不容丝毫差错。火缸加炭要看当时室温,升温和稳温有不同的加炭法,不得有误。加炭后还需一小时内复查室温,观察温度变化情况,如有不当,及时措施。给桑也有一套程序,给桑前先要观察蚕座残桑程度,总结上回给桑适度与否,逐一评判指导,提出当回给桑要求。给桑前先用蚕筷匀整蚕座,撒桑叶蚕座大宜高,反之要低,不得随便。撒桑先撒四边,再及中央,叶片不准成堆,偶有成堆的,必用鹅毛剔匀平整,蚕座外的叶片,用鹅毛挑进去,不让平推,蚕座边不准堆积厚叶。用鹅毛是给桑的最后一道工序,不准再使用蚕筷了,否则会挨说。蚕的疏毛期、少食期、盛食期、将眠期,各有明显的特征,不厌其烦地实地详解指明。给桑量务必要按蚕的发育程度,用桑厚薄各有分寸,不得含糊。以上只略述一、二例。整个实习期事事处处都有成章,都有一丝不苟的要求。其他老师都是如此。如陆辉俭先生教授育苗、嫁按、栽桑等,从播种、削穗、插穗到定植、定株、用刀、使剪都有一套严密细致的操作手法,不得乱套。这么严格的要求,老师们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学生们受到了极大的收益,一生用之不尽,一生铭记不忘。

在乐山期间,蚕专还编辑出版了大后方唯一的蚕丝学术刊物《蚕丝月报》,内容分论著、研究、译述及蚕丝情报四部分。办刊宗旨,希望藉刊物的传播,引起金融界、企业界的注意与合作,共同拓展蚕丝事业;希望引起科学家对蚕丝科学研究的兴趣,加入蚕丝队伍,共同推进蚕丝科学的进展;希望能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蚕丝刊物。从1939年9月创刊至1941年5月,共出版21期(从1卷1期至3卷5期)。刊物印刷费用全靠郑辟疆、费达生等人捐献出来的一部分工资。
 
宋美龄满意蚕丝实验区

1939年春,女蚕校在四川省丝业公司的帮助下,在乐山地区重新复校。与此同时,女蚕校在新的地区继续开始推进蚕丝业的改进事业。凭借着在苏南地区蚕丝改进事业的丰富经验,女蚕校在四川的蚕丝改进事业很快就运转起来。

四川地区气候温和,土质肥沃,是栽桑养蚕的天然宝地,自古以来就与苏浙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并称为三大产丝区域。四川蚕业在“民国十五、六年间,极为发达。二十年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之影响,颓败衰退,状极凄惨”(《四川蚕业改进史》)。而女蚕校所在的乐山蚕丝实验区设于川南乐山县,由全国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与四川省政府商洽决定,以乐山、青神、眉山、犍为、井研、峨眉、夹江七县为指导区。四川省的蚕丝业在四川丝业公司统一掌握以后,由于地方势力的矛盾,对川南只能放弃,不能纳入蚕丝改进的范围。因此,在川南地区养蚕还是依靠土种,而当地丝厂大都已经关闭,个别企业也只是一年之中开工几天而已。此时,女蚕校于乐山地区复校,正好可以将乐山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女蚕校先进的蚕丝技术相结合,加之女蚕校师生均具备丰富的蚕丝改进推广事业的经验,因此乐山蚕丝实验区的设立,极大地有助于川南地区蚕丝业。1939年3月上旬,在重庆妇指委举行的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场,举办了松溉纺织实验区和乐山蚕丝实验区展览会,展出了两个实验区的图表、照片和师生们生产劳动的成果。宋美龄去看过两次,极表满意。国际友人及社会各界人士也有许多人去参观。实验区的工作赢得了各界的赞誉,也吸引了新闻界的来访与报道而轰动一时。

女蚕校根据在苏南地区进行蚕丝改进推广事业所积累的经验,为乐山蚕丝实验区制订了详细的蚕丝改进计划。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利用川南地区丰富的桑树资源,女蚕校在乐山等七县设蚕业指导所,并在乐山、青神、夹江三县设大小桑苗圃7所,栽培优良桑树,计划五年内产苗660余万株,以保证改良蚕种所需要的桑叶供应量。在蚕业指导的过程中,女蚕校了解到川南地区养蚕一直存在两大障碍。一个是白僵病,另一个是缉私队。所谓白僵病,是指在幼蚕成长到快吐丝的时候,由于川南地区气候潮湿,蚕会突然发病,蚕体僵化,并且迅速传染。蚕业指导所从消毒上入手,根据不同蚕室的密闭情况,利用福尔马林或硫磺进行消毒,并且严格隔离染病的蚕体,从而基本上消灭了白僵病。而所谓缉私队,是指四十年代四川地区实行蚕丝统制,改良的蚕茧不准私自贩卖和缫丝,必须由地方政府派出的缉私队统一征收,而缉私队便利用此种机会敲诈蚕农,致使蚕农怨声载道,有时甚至激化为武装反抗,造成蚕丝的大量损失。费达生将此种情况多次反映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并巧妙地利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最终在四川废除了阻碍蚕丝业发展的蚕丝统制政策。

蚕种改良得以顺利开展后,女蚕校便在乐山设立嘉阳和苏稽两个蚕种制造场,其中嘉阳种场由女蚕校全面负责办理。苏稽蚕种场“位于乐山城西11公里处新桥(苏稽)镇峨眉河畔”,并“在苏稽南郊,购买南华宫,禹王宫房产为基地,并在附近购置土地130余亩种植桑林,建立简易蚕室”,“由孙君有任场长,负责制造改良蚕种,从根本上提髙蚕种质量,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开始养蚕,当年制成‘蚕蛾牌’改良蚕种几百张。民国二十九年(1940)猛增到三四万张,推动了土种蚕向良种蚕的转变,这是蚕种变革的一次飞跃,很快为蚕农接受。”

乐山蚕丝实验区在得到女蚕校技术上的全力支持后,改良蚕种的生产工作进展迅速。起初,“在乐山、青神、汉阳坝设立指导所,向蚕农传授科学养蚕技术,宣传推广应用改良蚕种。推广范围包括:配发改良种,指导消毒,共同催青,稚蚕共育,巡回指导,养蚕示范,养蚕训练。指导员每日不停地风里雨里巡回指导,嘱咐各个时期的注意事项,直到上簇采茧为止。结果蚕茧丰收,蚕农髙兴,养蚕技术得到顺利推广,在川南七县相继建立了蚕桑指导所。配备的指导员有:沈长达、李殿梅、周荣椿、刘宝琛、孙静华、陆素行等。除指导养蚕外,对育苗、栽桑、配发实生苗,嫁接苗等都进行了指导,这对提高川南蚕桑技术,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女蚕校根据苏南地区推广秋蚕缩短蚕丝生产周期的办法,决定也在乐山地区实行秋蚕培育计划,但碍于有限的资金,仅能在苏稽蚕种场修建一所冷藏库,不能满足整个川南地区的秋蚕使用需要。有年夏天,费达生在青神县汉阳坝指导春蚕结束的时候,有位姓帅的中年农民听她常讲在江苏饲养秋蚕,便指着茂密的桑叶说:“费先生,你不能帮助我们也养秋蚕吗?”费达生摇摇头说:“没得办法,你们这里没有冰雪,没法修建冷库呀!”这位对科学养蚕十分热心的农民却不以为然,说:“费先生,我们到峨眉山上去修,山上有雪!”饲养秋蚕的关键是蚕种必须经过冷藏。那时的冷库没有用阿莫尼亚的制冷机,就靠冬天把水塘里结的冰块搬放到里面去,起冷冻作用。到四川他们也想过推广秋蚕,只是这地方气候暖和,冬天不见冰雪,蚕种冷藏问题解决不了。谁知这位农民却出了这个主意。费达生回来和大家一商量,都觉得是个好办法,就请这位农民领路到峨眉山去勘察。

经过实地勘察,决定由蚕校负责在半山腰初殿旁边修建冷库。可容十万余张蚕种冷藏的冷库房屋建好已经到了冬天。峨眉山每年十月后开始下雪,积雪数尺,收雪冷藏蚕种,至翌年二、三月才逐渐化冻。

峨眉山上,白雪皑皑。树枝弯弯下垂,上面堆着雪,下面结着一条条冰凌,形成晶莹如玉的一道道冰帘,在灿烂的阳光照射下,万树银花,色彩变幻不定,蔚为壮观。

费达生顾不得欣赏峨眉山的雪景,“和工人们一起把山坡上的冰雪一块块搬进冰库堆积起来。她见冷藏库内的几个台阶上撒了些冰屑,路滑,工人背着冰块很难走,就站在几个台阶中间,一手抱住一根柱子,伸出另一只手把工人一个个往上拉,助一臂之力。房间里空气有点闷人,干了一阵子,她额上出汗了,仍坚持着干。等到搬完,她往外走时,觉得浑身疲软,气喘吁吁,胸膛发闷。她扶住门口一颗大树,咳嗽了两下,一股粘液涌上喉头,脚下出现两口鲜红的血痰……同事扶她坐下来休息了一会,要送她下山。她仍坚持着看到把冰雪堆好,才下了山,到苏稽蚕种场去休息。”

初殿冷藏库建好之后,继又在峨眉山清音阁利用从老峡谷缓缓下流的飞泉建立浸酸池,同时建凉种室一幢,可供职工食宿。这里是蚕种浸酸的理想场地。
 
1942年,在蚕种生产得到保障之后,女蚕校便开始着手帮助乐山地区的丝厂进行生产工艺的改良和提高。乐山地区原本有两家丝厂,分别是华新和凤翔丝厂。其中,华新丝厂早已停产,院内荒草丛生。财产抵押给四川丝业公司,为丝业公司第六丝厂。凤翔丝厂也仅是在勉强支撑,每年开工不长的时间。女蚕校经过和四川蚕业公司和贸易委员会的协商,准备首先从华新丝厂开始进行改造,在1942年派出技术人员,帮助安装了学校研制的复摇式丝车。因为改复摇后,可以实行生丝检验,制造定级的高级生丝,所以在管理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实行纤度赏罚制度。但在开始实行时,工人不理解,差一点引起罢工。原来当技术人员宣布要实行纤度赏罚制度时,工人中就议论纷纷。技术人员的江浙口音,解释了半会,工人也没有全懂。有的说:“厂里欺骗工人,要减少工资了!”有的说:“干一个月看看,发了工资再说吧!”到了月底工资算出来,确有一部分人因做出的生丝质量差而受罚。他们情绪激动,找到工会要求罢工抗议。厂方报告了当地政府和女蚕校实验区,由乐山县政府主持召开各方代表参加的调解会。

费达生和乐山实验区副主任王天予代表实验区出席了调解会。会议开始,工人代表指责厂方想方设法扣减工人工资。他气呼呼地说:“现在厂里产量增加了,生丝质量好了。可是工人工资不但不增加,还要往下减,这公道吗?”费达生耐心解释说:“实行纤度赏罚制度目的是促使技术向上,提高生丝质量,并不是要降低工资。这个制度过去在江苏实行过,对促进技术进步有明显效果。现在一丝厂、四丝厂也实行了。”接着技术人员也拿出了当月实际执行的结果,说明得到了奖赏的人多,受罚的人少,工资总额是增长的。“现在物价飞涨,我们就拿那么一点钱,还要七折八扣,一家人怎么过活么?”一个女工代表可怜巴巴地说。费达生听了心里一震,过去只是从有利于技术进步着想,而对工人群众生活的考虑太不够了!当即表明态度:“丝厂工资我们实验区无权处理。至于赏罚办法,如果大家认为有不妥当处,我们可以修改!”经过半天的协商,工人代表的情绪缓和了,表示同意继续执行这个制度;同时,厂方也接受工人的意见,对赏罚条件作了修改,扩大奖赏面,减低处罚的金额。经过技术改造后,这个厂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明显提高。

凤翔丝厂的厂主看见华新丝厂面貌大为改观,亲自来到实验区,请费达生和郑辟疆到厂里去,商量技术改造计划。至此,四川南部地区,特别是乐山蚕丝实验区内的栽桑、养蚕、制丝以至蚕茧收购形成了完善的体系,各环节可以在新的技术层面上配合进行,整个川南地区的蚕丝生产面貌焕然一新。虽然后来华新丝厂仍由厂主收回自办,实验区希望女蚕校帮助创建一所新丝厂以补充制丝加工之不足,因为抗战胜利,女蚕校迁回原址而搁浅。

1945年12月中旬,郑辟疆先行返回浒墅关蚕校原址,而在四川本校的学生则分为两个部分,女蚕学生于1946年并入四川南充农校,蚕专学生返回浒关。从此,两校预算独立,而设备仍如前合用,郑辟疆仍然兼任两校校长。蚕校所遗乐山校产,则由校友朱朝文等人全部买下,开办“嘉阳蚕种场”。

1946年1月,蚕校曾呈文四川省政府和乐山专员公署,希望将他们办的蚕丝科职业班改为四川省立,或乐山专区区立(或乐山县立)蚕丝科高级职业学校,令人遗憾的是,乐山专员公署以经费不敷为由婉拒。

(节选自张在军《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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