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受勋

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丝绸大省。清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考察团，从云南经叙府入川对四川丝绸业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报告将叙府列为四川主要丝绸生产中心之一，年平均产丝为80000公斤，高于泸州（年平均产10000公斤）和重庆府（年平均产23000公斤）。清代《叙州府志》，及庆符、南溪、高县、珙县、雷波等县、厅志皆有产丝的记载。

叙府民谚道：“勤喂猪，懒养蚕，四十八天见老蚕。”比之于终年劳作的喂猪来说，养蚕实在是便捷之事。叙府民谚又道：“剩桑争秧，剩秧争桑。”即是说：雨水特多之年，干涸的农田皆可灌溉，自然禾苗不够栽种，而有争秧的事发生。但雨水既多，气温必定低湿，采桑自然困难，蚕儿受风雨侵袭，存活下来的自然减少，树上就有桑叶剩下来。这样利于农事的气候，必然不利于桑事，故叙府民间就有了“做天莫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农夫哥哥望落雨，采桑娘子盼晴干”的民谣。

川南叙府气候春季雨水少，天干之年特多，旱灾为旧时农村常见灾害。而养蚕恰好可以补充因旱灾给农户带来的损失。这也是历来官府劝民以农桑为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民国《筠连县志》记载，清咸丰时知县张奋翼“始劝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倡导县人养蚕种桑。道光时南溪万清涪《南广杂咏》道：“学修蚕福祀蚕娘，学问桑畦采绿桑。一卷蚕桑传宝要，十年士利识籧筐。”万清涪自注道：“邑中自周巳村县尊刻布《蚕桑宝要》，始识种桑养蚕之法。”可见道光时南溪县令以《蚕桑宝要》来进行了蚕桑推广。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一“物产”载光绪年间宜宾县知县国璋从贵州购山蚕种2万，派养蚕师傅数人在吊黄楼一带择长有青树的山，教乡民放养的方法，对于放养的农户给予适当补贴，这一办法吸引了很多乡民。蚕结茧子后，总共得到茧子30万个。取丝织绸，光亮细致，与湖绉相仿，称为“山茧绸”。

清光绪《珙县志》专门设了“农桑志”条说：“珙邑无平地与泽，总谓之山农可耳。其夹于两山之间类乎平地曰沟田，汉人耕之则不畏险峻，佃土树艺者半皆苗族。微平田畴甚少，生谷甚微，往往资食于他邑。近因前令曾多方劝导，虽山滇水湄亦遍垦种……而丝绵菽果之利也骎骎乎渐兴焉。舍旁田畔及荒山不可耕种之处，度量土能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植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画，课令种植，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奸徒之盗窃，其为民利不小。”

民国筠连县志《蚕桑概论》的账算得更明确一些：川滇边区的筠连县地方不过百平方里，山多田少，道路阻于高山，河流困于细小，人民生计除去农业外，他无可谋。全县粮食产量，最大不过十六万市石左右，按民国三十六年秋茧期间黄谷市价，每市石值2万元，合法币32亿元。春季全县所收鲜蚕茧160000公斤计，平均价为每公斤7500元，约合法币12亿元，占农业正收益的40%，以经营价值而论，仅耗去全年劳动力的10%。如加上秋蚕则利益尤为可观。因饲养秋蚕，仅增加劳动力10%，不会因饲秋蚕再增加土地面积（桑树的种植面积是固定的）。由此可见养蚕是土地面积有限，而人力富余的乡村增加收人的有效途径，历来地方官皆非常重视蚕桑。宜宾县、珙县、筠连、南溪等县清代、民国时县志上有地方官倡导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蚕桑业的发展的明确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