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嘶鸣，回首望，召唤身后的马队，快加鞭，紧跟上，越过前方的大山，将是我们的猎场……
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构图新颖，人物生动，表情逼真，生活气息浓厚，表现技法娴熟，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精绝之作。
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
涅盘变相碑，属唐代，山西省临猗县大云寺遗物。石雕碑高302厘米、宽87厘米、厚25厘米，大云寺寺宇早毁，碑于1957年移入山西博物馆陈列。
碑为螭首龟趺，额部雕众神将护持之须弥山。碑正面雕涅磐故事六图，上部四图——左面为“纳棺”、“临终遗戒”，右面为“荼毗”、“送葬”。
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
常阳太尊石像，属唐代，山西省运城盐湖区安邑镇道观遗物。
像高150厘米，以白石雕造，形象丰颐，神态和穆。右手持扇，左手扶几，盘坐于长方石座上。座的四面刻有铭文及供养人姓名。
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
大玉戈，属商代前期，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
玉质仪仗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堪称“玉戈之王”。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编钟，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
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
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
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
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
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
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
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极和2根彩绘撞钟木棒与钟同出。
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3人双手执小模，掌奏中、上层钟；2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
(木架和部分挂钩系复制，其余均为原件)。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墓外棺，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
外棺采用透雕、浮雕、圆雕等技法，彩绘色彩艳丽、对比强烈，用笔自然流畅，文饰有云纹、三角形纹等，尤其以龙纹变化复杂。
最具特色系铜框架里嵌厚木板构成，重七吨半外棺的装饰并不华丽，但设计者十分细心：外棺一侧的下方，还开了一个门洞，有人猜测，这也许是为了让主人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
此外馆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器形最大、体量最重，并与金工结合的一件特大型漆器。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青铜尊盘，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
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
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彩漆木雕小座屏，属战国时期，1965年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通高15厘米、长51厘米、座宽12厘米、屏厚3厘米。
此座屏为木质，周身髹黑漆，用朱红、灰绿、金、银等色漆彩绘。外框长方形，其中透雕和浮雕了五十一只动物，包括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蛙二只，鹿、凤、雀各四只。
透雕部分由两约对称的图形组成，两组图形完全相同，构图十分稳定。每组图形都以双凤、双鹿围绕着一个中心——鸷鸟搏蛇。底部浮雕以纠结的蛇、蟒和蛇吞蛙为主要内容。
除边框为直线外，鹿、凤和蛇的轮廓均为曲线，形成有动感的韵律。各种鸟、兽、蛇、蛙都以写实方法表现，但它们的动态和身上的羽毛、斑纹毕竟是理想化的，因此比自然更具有规律，也更美。
如左右两只鸷鸟各衔蛇两条，我们可以想像在乌嘴下挣扎的蛇是如何丑陋，但这两条蛇都盘成对称的花结，委婉自由、玲珑剔透，是座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这件座屏在艺术上极为成功，历来被艺术史家看成是楚国漆工艺品的代表作。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红山文化女神像，属新石器晚期，1983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主室西出土。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牛河梁的女神庙。
庙址由南、北两组建筑组成，其中北组为主体建筑，南北十八米余，东西宽近七米。墙壁经过彩绘，室内发现有大量的人物塑像碎块，有头、肩、手等部位的残块，均属女性。
头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青色玉片，这是中国最早的女神像。
现藏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鸭形玻璃注，属北燕时期，1965年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重70克。
淡绿色玻璃质，质光亮，半透明，微见银绿色锈浸。体横长，鸭形，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
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放稳。
此器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青铜神树，属商代，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土青铜神树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干高384厘米、通高396厘米。
树座略呈圆锥状，底座呈圆环形，上饰云气纹，底座之上为三山相连状，山上亦有云气纹。树干接铸于山顶正中，干直，树根外露。
树干上有三层树枝，每层为三枝丫，枝丫端部长有果实，一果枝上扬，果上站立一鸟，两果枝下垂。在树桠和果托下分别铸有火轮。
在树的一侧，有一条龙援树而下，龙身呈辫索状马面头，剑状羽翅。
从造型来看，该青铜神树应是代表东方的神木“扶桑”。
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
有学者认为这棵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
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在汶川大地震时，青铜神树当时不停地摇晃，但由于被一根银色钢丝绳牢牢地固定在玻璃罩内，底座也用牢固的螺丝钉加固在大理石底座板上，所以在8.0级强震中没有倒下。
现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玉边璋，属商代，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通长54.5厘米，遍体满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
图案上下两幅对称布局，内容相同，最上一幅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戴铃形耳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脚穿翘头靴，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
第二幅是两座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在圆的两侧分别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在山形图案的低部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
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仿佛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
第三幅是两组S形勾连的云雷纹。云雷纹下的一幅也是三个人，穿着和手势与第一幅相同，所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脚呈跪拜的姿势。
第五幅又是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幅相同，所不同的是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璋，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勾状物横在两山之间。
这些图案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这是要赐福于下界的表示。
现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摇钱树，属东汉，1990年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
通高198厘米。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二十九种部件衔接扣挂而成。基座为红陶质，树用青铜浇铸。
冠可分七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其下二层的干与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和壁等图案；下部四层插接二十四片枝叶，向四方伸出。饰龙首、朱雀与犬、象与象奴、朱雀与鹿以及成串的钱币等图案。
树杆直径约1厘米，叶片最长约15厘米，最短为10厘米，每片树叶厚约2毫米，树高度应在1米左右，为三向八枝。
所谓三向，即为摇钱树枝杆被分为三层共八片枝叶，呈对称分布。
特别有意思的是树杆上有造像，高约5厘米，宽约2.5厘米。两侧各有一条飞龙，龙长约6厘米。人像站立状，身着袍衣，双手下垂合于腰前，整体造型美观而大方。
细看枝叶，每两片为一对，有如芭蕉叶的，叶片上铸有圆形方孔钱，每钱相互连接，铸有一人作弯腰伸臂捡钱状。
叶片外侧四周犹如太阳的光芒，延伸出许多长短不一的万缕细丝；有如椭圆形的，一头为乒乓球大小的圆环，两侧铸有飞龙，龙头顶着钱币，两龙之间用钱币连接，叶片外侧如同刺猬般的刺所包裹。
现藏于：绵阳市博物馆。
马踏飞燕，铜奔马，属东汉，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墓面出土。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
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骏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龙雀。
龙雀似乎正回首而望，惊愕于同奔马的不期而遇，这简直就是古人“扬鞭只共鸟争飞”诗句的真实再现。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
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
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
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铜车马，属秦代。共两乘，一前一后排列。经复原，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
4匹马的高度为91—93厘米，长度为110—115厘米。
4匹马的重量也不相同，分别为177公斤、180.7公斤、183公斤和212.97公斤。
四马神态各异：中间的两匹马昂首正视前方，两侧的马略侧视，张大鼻如喘息状。
耸立于马头之上的物体是车撑，用于支撑车辕，这样在长途休息时可减轻马的压力。
铜车马在制作上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粘接以及子母扣、纽环扣、锥度配合、销钉连接等各种工艺。
钻孔的最小直径为1毫米，饰件多处用如发丝的铜丝，窗板的铜片仅厚至0.12—0.2厘米，车辆头的内孔滚圆，就象车床加工的一般。
铜车马的许多零件都与现代使用的相似，如车门、前窗用的活动铰页，其形状与今日门窗上使用的活页非常相似；系马肚子、马颈的套环采用了策扣连接，策扣与今日人们用的腰皮带上的策扣完全相同。
现藏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墙盘，属西周中期，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此盘为西周恭王时期作品。器形宏大，制造精良。
微氏家族器具，通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深8.6厘米。
墙盘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作的铜盘，因作器者墙为史官而得此名。
盥洗器，此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敞口，浅腹，圈足，腹外附双耳；腹部饰凤鸟纹，圈足部饰两端上下卷曲的云纹，全器纹饰以云雷纹衬地，显得清丽流畅。
盘内底部刻有18行铭文，共284字，记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重要史迹以及作器者的家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最长的一篇铜器铭文。
铭文首先追述了列王的事迹，历数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王，并叙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铭文接着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从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到史墙。
颂扬祖先功德，祈求先祖庇佑，是典型的追孝式铭文。
人们从微氏家族的发展史中，可看出周王朝对殷商遗民采取的政策。
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盘铭也是一篇很漂亮的书法作品，其文体使用简明整齐的四字句式，这是已知时代最早的带有较明显骈文风格的铭文作品。
现藏于：陕西省周原扶风博物馆。
淳化大鼎，属西周早期，1979年陕西咸阳淳化县史家塬出土。
淳化大鼎是研究西周早期周人分布和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重要资料。
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何尊，属西周时期，1963年陕西宝鸡东北郊贾村出土。
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口圆体方，通体有四道镂空的大扉棱装饰，颈部饰有蚕纹图案，口沿下饰有蕉叶纹。
整个尊体以雷纹为底，高浮雕处则为卷角饕餮纹，圈足处也饰有饕餮纹，工艺精美、造型雄奇。
铜尊内胆底部发现了一篇12行122字的铭文，残损3字，现存119字。
铭文大意是：
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
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成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这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训诫勉励的文告，而其中“宅兹中国”更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
现藏于：陕西宝鸡市博物馆。
茂陵石雕。西汉茂陵霍去病墓之大型石刻，是一批具有无穷艺术魅力的古代石雕艺术珍品，是两千多年前汉文化遗产，举世无双的古代雕刻艺术杰作。这批作品构思超凡，题材多样，富于大自然的山野情调，意象博大深沉。
特别在表现各种动物的造型上，惟妙惟肖，生动传神，皆蕴含着饱满的生机，或腾跃或宁息，生态万般，无不各具其妍，韵致宛若。
质朴而有灵趣，力雄风雷，气势浑厚磅礴，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石刻表现手法洗练，雕凿勾勒并用，以意运斤，精微入化。相石拟形之构思，有石破天擎，神全意足，浑若天成之妙，乃我国古代雕刻艺术，以写实象生与写意并重之优秀范例。作品
风格凝重刚健，恢宏含蓄，是一批最能代表中华民族雄厚气质的艺术瑰宝。
现藏陕西茂陵博物馆。
原置于陵墓前方的主像“马踏匈奴”，高168厘米、长190厘米，以一匹刚武雄健、气势轩昂、庄重有力。
威风凛凛的战马将一龇牙咧嘴、仍手持弓箭垂死挣扎的匈奴踏于腹下为题，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霍去病战功的赞扬。
象征着正义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雕刻手法朴实浑厚，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大胆的想象力。
揭示出为霍去病建冢刻石的主题，寓意极为深刻。
马踏匈奴
卧牛，长260厘米，宽160厘米，成功地表现了牛的温良驯服，粗壮有力的特点。神情安祥宁静，显示出坚韧耐劳、质朴敦厚的性格，圆睁的眼睛，肥大的喘息的鼻和宽厚的嘴，使牛的形象更为真实而生动。
西汉时牛仅在军事意义上次于马，而在生产、运输、交通等方面都已普遍使用。
卧牛
由于牛力大于人力，牛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弥补了战时劳动力不足。
反击匈奴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多少精壮男子奔驰沙场，同时国内还有兴修水利、宫殿、陵墓、苑囿等役事，农田耕作人力匮乏不言而喻，是牛，填补其间，发挥着重大作用。
《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西征大宛出敦煌时人6万，牛就10万，说明战时马匹不足也以牛代之，牛在军事上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牛的辛勤劳作，是汉王朝迅速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反击匈奴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茂陵石雕不可能没有劳苦功高的老黄牛。
河姆渡出土陶灶，属新石器时代，1977年河姆渡遗址T243出土。夹砂灰陶，通长55厘米、通高25厘米。俯视呈鞋底形，火门上翘，椭圆形圈足。
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丁，三丁分别置于两侧正好对称，一丁置于后壁。两侧外壁安有一双半环形与两侧支丁连成一体。
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代陕西西安大秦寺遗物。
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着一通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著名石碑，由唐建中二年（781年）僧景净撰，吕秀岩书并题额。高279厘米，宽99厘米。
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
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
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
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
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
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
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唐代窑藏出土。此壶仿游牧民族的皮囊式水壶造型，通高18.5厘米、口径2.2厘米、足8.8×7.1厘米。
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镀连结着壶盖与提梁，上口敛而底部呈扁弧形，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一周，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是壶的重量，周身看不到焊缝。
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壶身中央，壶腹两侧面用模具冲压舞马图，突出于壶面的、金色的、奇异的马。
这匹马身躯健硕，长鬃披颈，前肢蹦直，后肢弯曲下蹲，口中叼着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
据考证，这是一匹正在舞蹈的马。
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兽首玛瑙杯，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又称镶金兽首玛瑙杯，通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
酱红地缠橙黄夹乳白色缟带的玛瑙制作，上口近圆形，下部为兽首形，兽头圆瞪着大眼，目视前方，似乎在寻找和窥探着什么。
兽头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却似牛，所以不能认为造型完全出自写实的手法，但看上去安详典雅，并无造作感，兽首的口鼻部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冒，能够卸下，内部有流，突出了兽首的色彩和造型美。
此杯琢工精细，通体呈玻璃光泽，晶莹瑰丽。
整个杯的造型与动态，描述了全神贯注，飞驰疾奔的猛兽向前突冲的一瞬间，曲尽其妙，令人心动。而兽嘴镶金的工艺处理，也是匠心独运，它金光闪闪，克服了兽嘴处材质色泽太深的不足，使兽头的造型之美更为突出。
这件国之重宝，象征着财富和权力，是一件高贵的艺术品，同时它也很可能是中西亚某国进奉唐朝的国礼，意义非同一般，是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中诞生的一件重要文物。
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景云铜钟，唐代，陕西省西安景云观遗物。陕西省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座雕铸着飞天、龙、狮、独角兽、蔓草和云朵的大铜钟——极为珍贵的唐“景云钟”。
它是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铸造的，高247厘米，口径165厘米，距今已有1300年，但敲起来，声音仍清脆宏亮，音韵优雅浑厚，听了使人心旷神怡。
现在人们在除夕之夜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年钟声”，就是景云钟的录音。
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唐代，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
锡杖由唐懿宗供养，长196厘米，重2.39公斤，用金2两，银58两。杖身4轮套12个环，中饰柿蒂状忍冬花结座，上托流云仰莲，5钴杵及智慧珠。
锡杖尊体由复莲八瓣组成，锡杖下端有三栏团花纹饰，栏之间以珠纹为界，极为精细，杖身中空，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憨可掬，神情动人，锡杖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
杖首用银丝盘曲成双桃形两轮，轮顶有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
其中四个大环象征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小环则代表十二部经。
杖头为双轮四股十二环，四股以银条盘曲而成，每股套装雕花金环3枚。
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
这枚锡杖是佛教世界的权威，为佛门法器中的至宝，属佛祖释迦牟尼，是世界锡杖之王。
《锡杖经》云，佛告诸比丘：“持此杖即持佛身，万行尽在其中”。
1987年4月，封闭一千多年的法门寺地宫神秘之门被打开，此锡杖随着被发现。
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八重宝函，唐代，1987年四月初八佛诞日法门寺地宫出土。
八重宝函的最外一重，是一个三十厘米立方的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由于是檀香木所造，难抵年月侵蚀，发现时已朽腐残破，仅余下的盒壁四周，有释迦牟尼说法图、阿弥陀佛净土图及礼佛图等描金加彩浮雕。
第七重宝函以银铸成，四壁以平雕刀法刻有“护世四大天王”像，顶面有行龙两条，为流云所围。
四天王形相栩栩如生，持弓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使人肃然而敬。凝目而视，彷佛诱人追随函壁的画像驰骋三界，遨游九重天。
第七重 鎏金盝顶四天王宝函
第七重宝函是一个略小的鎏金盝顶四天王宝函，用一条约50毫米宽的绛黄色的绸带十字交叉紧紧捆扎。顶面錾两条行龙，首尾相对，四周衬以流云纹；每侧斜面均錾双龙戏珠，底饰卷草。
顶面錾两条行龙
四壁以平雕刀法刻有“护世四大天王”像，正面是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左面是东方提头赖咤天王，右面是西方毗卢勒叉天王，后边是南方毗娄博叉天王，四天王形相栩栩如生，持弓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使人肃然而敬。凝目而视，彷佛诱人追随函壁的画像驰骋三界，遨游九重天。
正面是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 有一金锁扣和金匙
左面是东方提头赖咤天王
右面是西方毗卢勒叉天王
后边是南方毗娄博叉天王
第六重 素面盝顶银宝函 第六重素面盝顶银宝函通体光素无纹，素净，不加丝毫雕刻绘描而浑然生辉，出土时有绛黄色绫带封系。
盖与函体在背后以铰链相接，是八个宝函中最特别的一个,十分雅致。
第六重 素面盝顶银宝函
第五重 名为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钣金成形，纹饰鎏金。
宝函正面有如来，四周有两菩萨，四弟子，二金刚力士，二供奉童子，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
第五重 名为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正面有如来
第四重宝函则为六臂观音盝顶纯金宝函，外型均与第七重宝函相近。
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两个宝函的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
第四重宝函则为六臂观音盝顶纯金宝函，函盖雕有双凤及莲蓬
第三重 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 ，宝函四周均以红宝钿、绿宝钿、翡翠、玛瑙、绿松石等各色宝石装饰，四周每面有七片瓣花，围积成一朵大花。
第三重 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
第二重宝函是金筐宝钿珍珠装武夫石宝函。
两函外形近似，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
不同之处，是前者以金铸成，后者则以武夫石磨制而成。
第二重宝函金筐宝钿珍珠装武夫石宝函
第一重宝函即佛指舍利所藏立之所——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塔顶为宝珠型，四面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
塔四面开门，门周布鱼子纹，门下部有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小巧玲珑，金碧辉煌。塔座中立一小银柱，用以套置佛指舍利。
一枚佛指舍利（唐代仿造影骨）影骨的内腔中，清晰可见北斗七星图
八重宝函精雕细琢，美不胜收，但它的价值，不仅在平雕刀法、宝钿珍珠装及盝顶这些古代工艺，还在于刻凿在四周壁面上的文殊、如来造型，正是佛教密宗内蕴的深刻表现，是密宗文化艺术史的一幅剪影。
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铜浮屠，唐代，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
该鎏金浮屠原置于地宫前室的阿育王塔内，通高53.5厘米，底座长宽各28厘米，二层长宽各24厘米，三层长宽各19厘米，房檐长宽各23.51厘米，重7.4千克。
为模铸成型，精致玲珑，四角正方形亭单层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
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的护栏，每面护栏正中有弧形踏步。塔身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额以上铺作和人字形斗拱，门两侧各开一处直棂窗。顶为单檐
四角攒尖形，铸有瓦垅，檐角略翘。
再上为印度式的、高耸的塔刹，由刹座、刹身、刹顶和刹杆组成，刹底为须弥座，往上为依次渐小的六个相轮，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气象十分庄严、写实，是我国古代高超手工技艺的绝妙佳品。
塔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第四枚佛指舍利就在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的棺盖内。
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属战国时期，1974年河北平山县出土。
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公斤。
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
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
这件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
另外，四条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
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中山王铁足铜鼎，属战国时期，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
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
鼎为子口内敛，上有云形钮圜顶盖，两侧有一对附耳，腹部稍鼓，中部有凸弦纹一道，平底，下为蹄形铁足，此器铜体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国内十分罕见。
鼎壁与盖部云钮以下、足部以上，刻铭文77行，每行6字（盖上二字，腹部凸弦纹以上三字，以下一字），唯末行1字，共469字，是已发现刻铭战国铜器中字数最多的。
内容记述了该鼎为王十四年所制，斥责燕王哙让位相邦子之，遭致国破身亡，颂扬自己的相邦司马，辅佐少君谦恭忠信，以及率师征燕，夺城数十座，扩大疆土数百里的功绩。
告诫嗣子汲取吴国吞并越国、越国覆灭吴国的教训，要警惕周围敌国等。内容可补史籍之不足，是研究战国及中山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
铭文构字秀丽、刀法娴熟，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
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刘胜金缕玉衣，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整套“玉衣”形体肥大，披金挂玉，全长188厘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
玉片为岫岩玉制作，玉片的角上穿孔，用黄金制成的丝缕把它们编缀，故称“金缕玉衣”。
上衣呈绿色，玉质莹润，下身为灰白和淡黄色，整体主要分为头罩、上衣、手套、裤筒和鞋等五部分。
从外观上看“玉衣”的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头部由脸盖和脸罩组成，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和嘴的形象。
组成脸盖的玉片绝大部分是长方形的小玉片，双眼和嘴是在较大的玉片上刻出，鼻子是用五块长条瓦状玉片合拢而成，惟妙惟肖。
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构成，各部分都是彼此分离的；前片制成胸部宽广、腹部鼓起的体型，后片的下端作出人体臀部的形状。裤由左、右裤筒组成，也是各自分开的。
手部做成握拳状，左右各握一璜形玉器，足部作鞋状。一些玉璧，以及饭含、佩带之物等。
前胸和后背共置玉璧18块，并有一定的排列方式。在“玉衣”的头部，有眼盖、鼻塞、耳塞和口含，下腹部有罩生殖器用的小盒和肛 门 塞，这些都是用玉制成的。另外，颈下有玛瑙珠48颗，腰部出玉带钩。
现藏于：河北博物馆。
秦始皇陵青铜鹤， 铜鹤高77.5厘米，长112厘米，宽18厘米，与一般铜鹤抬头挺胸的姿势不同，这只铜鹤鹤项俯下，表现的是一只仙鹤用嘴抓到鱼后，刚要向上扬头的样子。
2000年7月，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始皇陵内又传来了惊人的消息，秦陵东北5里陈王村的农民意外发现了一些“瓦人”，也就是陶俑。
随即，这里出现了令人惊喜的发现。7号坑位于秦陵东北角，经过发掘，坑中出土的青铜水禽有天鹅14只，鸿雁16只，仙鹤1只。这些水禽非常整齐地分布在水池两边，有的觅食、有的小憩，姿态各异，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但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这只彩绘青铜仙鹤。
长信宫灯，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县陵山出土。
灯体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重15.85公斤。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整体的方法。通体鎏金，灯体是一位跽坐掌灯、优雅恬静的宫女。中空，整体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组成，各部均可拆卸。宫女着广袖内衣和长袍，左手持灯座，右臂高举与灯顶部相通，形成烟道。灯罩由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以调节光照度和方向。
灯盘有一方銎柄，内尚存朽木，座似豆形。
器身共刻有铭文九处65字，分别记载了该灯的容量、重量及所属者。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故名“长信宫灯"。
据考证，此灯原为西汉阳信侯刘揭所有。刘揭文帝时受封，景帝时被削爵，家产及其此灯被朝廷没收，归皇太后居所长信宫使用。
后来皇太后窦氏又将此物赐于本族裔亲窦绾。此灯做为宫廷和王府的专用品、礼品，可见它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
长久以来，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
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
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堪称“中华第一灯”。
考古学和冶金史的研究专家一致公认，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
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西汉铜屏风构件5件。立于屏风两侧转角的顶上。朱雀顶上有管状的插座，是用来插雉鸡羽毛的。
朱雀昂首展翅，伫立在方座之上，全高26.4cm，双翅距24.5cm。其通体鎏金，自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方座四面饰有火焰形纹。
朱雀为汉代四神之一，主南方，以朱雀作顶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观念。
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角形玉杯，西汉，1983年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通高18.4厘米，口径5.8—6.7厘米。杯形如兽角，口椭圆，杯底有细软弯转的绳索式尾，缠绕在杯身下部。
杯口沿阴刻弦纹一周，杯身以浅浮雕和双钩法饰勾连云纹。器体轻薄，抛光琢制俱佳。
口沿上微残，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仿犀牛角形，中空。口呈椭圆形，往下渐收束，近底处成卷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
纹饰自口沿处起为一立姿夔龙向后展开，纹饰绕着器身回环卷缠，逐渐高起，由浅浮雕至高浮雕，及底成为圆雕。在浮雕的纹饰中，还用单线的勾连雷纹作填空补白。一夔龙缠绕器身，集浅浮雕、高浮雕、圆雕艺术为一体，是明代以前唯一一件汉代遗作，在玉器史上占绝对重要的地位。
现藏于：广州南越王博物馆。
人物御龙帛画，战国中期晚段，1973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号墓出土。
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幅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兴棺材之间，应是引魂升天的铭旌，因年代久远已呈棕黄色。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
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僵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龙体之下有游鱼。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
正中是一位有胡须的男子，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一条巨龙。龙头高昂，龙尾上翘，龙身平伏，略似船形。在龙尾上站着一只鹤，圆目长啄，昂首仰天。
人头上方为舆盖，三条飘带随风拂动。画幅左下角为鲤鱼。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
画中人物比例相当准确，使用单线勾勒和平涂于渲染兼用的画法，技巧已越成熟。人物略施彩色，龙、鹤、舆盖基本上用白描。画上有的部分用了金白粉彩，是迄今发现用此画法的最早作品。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直裾素纱禅衣，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交领、右衽、直裾式、袖较宽，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重49克，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织造技术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禅衣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出土谴册称其为素纱禅衣。
纱，是我国古代丝绸中出现得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经单纬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其经密度一般每厘米为58根至64根，纬密度每厘米为40根至50根纱。
密度稀疏，孔眼充满织物的表面，因而质地轻薄，古人形容“轻纱薄如空”、“举之若无”，一点都不夸张。上乘的纱料，以蚕丝纤度匀细见长。
素纱禅衣每平方米纱料仅重15.4克，并非因其织物的孔眼大，空隙多，而是纱料的旦数小，丝纤度细。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有一个专用计量单位，叫旦（全称：旦尼儿），每九千米长的单丝重一克，就是一旦。
旦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
经测定，素纱禅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旦，而现在生产的高级丝织物还有14旦，足见汉代缫纺蚕丝技术的高度发展。它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织造工艺技术，为国内所仅有，它是西
汉纱织水平的代表作，更是楚汉的骄傲。
这件纱衣应属于辛追。辛追是汉代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死于公元前186年，享年50岁。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棺椁用巨大的木板制成，置于墓底正中。椁室上下四周塞满木炭和白膏泥，上面层层填土夯实。一号墓通高2.05米，以每尺0.23米换算为8.9尺，约等于9尺，两侧臂高为通高的1/3，即3尺，通高和臂高相加也为1丈2尺。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帛画覆盖在一号墓即辛追墓的内棺上，呈T字形，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画面上中下三部分分别表现了天上、人间与地下的场景，体现了西汉初年的神仙方术思想，学者认为帛画的作用是接引死者走向天国。
华盖以上为天上部分，所绘以神、龙、日、月为主。正上方的神，人首蛇身、披发而坐，其蛇尾缠绕在他身下。神话中女祸、伏羲、烛龙都是这种形象，但传说中由烛龙镇守天门，这与天国部分正下方的两扇开启的大门相对应，所以他极可能是烛龙神。
烛龙的左右身侧画着五只仰天长啸的仙鹤，这是代表长寿的瑞鸟，它们使天国呈现一片祥瑞的气氛。烛龙的右边有九个红色的太阳，里面蹲伏着一只黑色的类似于乌鸦的鸟，古人称之为金乌，是古人眼中太阳的精灵。这些太阳半隐半藏在弯曲绵长的蓝色扶桑树中，而这种传说中的神树是太阳的栖息地，它生长在东海，有几千丈高。
烛龙的左边则是月宫的描绘，银白色的月牙弯弯如钩，正是月初的月象。其上有一只体形硕大的蟾蜍蹲伏着，口中还含着一颗可除百病的仙草灵芝。再上面是一只昂首腾跃的玉兔，它轻盈瘦长的身躯与蟾蜍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月亮之下，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轻舒广袖翩然而舞。烛龙之下，有两只展翅相对的飞鸟，长颈短尾，这应是楚歌中鸿鹄高飞举千里的鸿雁。
其下，有两只兽首人身的怪物骑在神马飞黄上，手中牵绳，向左右飞奔，绳上扯着一个呈梯形的乐器——铎，振铎作响是欢迎升天之人的最高仪式。铎之下是两个呈倒形的天门，门上两旁是神豹两只和紧守通天大道的两位守门神—司阍，现在此二神躬手相立，恭敬作揖，他们和天国中所有的神、龙、瑞兽一起，正满怀欣喜地恭迎升天的老夫人。
人间部分以华盖作屋顶，上有朱雀鸟作为装饰。华盖下是神禽飞廉，这只貌似猫头鹰的怪鸟专司引魂升天。
红地云珠日天锦，属北朝时期，1983年青海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吐番墓出土。
长48厘米、宽28厘米。为锦幡残片，组织为1：1平纹经锦，图案以日天（太阳神）及狩猎纹为主，并织有“去”、“昌”等文字。此织物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十分珍贵。
现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本续》纸本，属西夏时期，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
出土经书共9册，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封皮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
全页版框纵30.7厘米，横 38.0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23.5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15.2厘米。版心宽1.2厘米，无象鼻、鱼尾。
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字大小1厘米左右。
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包括《吉祥遍至口本续》等四种经文，白麻纸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首页载有“集经”、“藏译”、“番译”者的名字。
9册的文字达10万字，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刻本西夏文佛经。该经书的内容在印刷中有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错排、漏排、数字倒置等活字版印本特征。
因此这部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它的发现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
现藏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花釉里红瓷仓，元代，1979年江西宜春丰城县收集。
通高29.5厘米，横宽20.5厘米。仓楼为亭式重檐，瓦由釉里红点彩串珠组成，飞檐、朱栋、雕栏，造型别致，华贵绚丽，充分体现了江南木构建筑的特色。脊吻塑双狮头，四角饰卷云，重脊中部各饰一朵云纹，正脊中部饰以带叶仰莲，上置扁平形矛头。
仓楼系活动式装置，中有子母口覆盖于仓上，四立面下视均为四柱三间，仓楼内置宝座。正中后，以串珠组成“十”形镂孔图案，与前楼相通。两旁有亭楼，底层前后均为两柱夹仓。
插板式活动仓门两侧用青料书直行楷书七言句对联，右联为“禾黍丰而仓廪实”，左联为“子孙盛而福禄崇”，横披“南山宝象壮五谷之仓”。后面柱间空档为墓铭，青料直行楷书，计12行，159字。
左右亭正面墙各用红料楷书“五谷仓所”与“凌氏墓用”字。瓷匠把青白釉、红釉、褐釉、釉里红和釉下彩青花集中于谷仓之上，瓦垅栏杆均以串珠纹组成。
楼阁及两侧亭楼上塑有10个优伶，有的手执掌扇，有的怀抱琵琶，有的吹箫弄笛，有的甩袖起舞。上下左右有人物18个，姿态各异。色泽绚丽，造型奇特，精绝无双。
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
竹林七贤砖印模画，属南朝时期，1960年江苏南京西善桥南朝墓葬出土。
长244厘米，宽88厘米，由300多块古墓砖组成，出土时分东西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
这幅砖画纯熟地发挥了线条的表现能力，人物造型简练而传神，八人席地而坐，或抚琴啸歌，或颔首倾听，性格特征鲜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完美地体现了对称美学。
由于“七贤”在当时热衷于清谈和玄学，崇尚空灵之道，而玄学中又掺杂了许多“怡悦情性”、“自我陶冶”、“洗心养身”、“自喻适志”的道教因素，颇受知识分子的喜好。
“七贤”谈吐不俗，洒脱倜傥的人生观亦博得了知识分子的赞赏，久之，便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七贤”成了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
荣启期则是早于“七贤”许多年的春秋时期人物，由于其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所以，砖画中安排他和“七贤”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更有荣启期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
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国宝''不是一个标准化的科学名词，将珍贵文物称为"国宝"，大概是受了日本的影响。因为他们早就由国家制订了《国宝保存令》，无论公私收藏的珍贵文物，凡是被国家专门机构定为"国宝"的，收藏者自己绝对无权处置。
近代中国，历经浩劫，国宝的命运更是命途多舛。由于年代久远而能传到今日、目前又保存在国内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就在如此恶劣的时代环境中，那些收藏家宁可缺吃少穿、典屋卖地，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随时都可能流失的国宝保存起来。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对近代以来曾舍命救宝的大收藏家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