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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记忆中的阆中蚕种场

 

   阆中蚕种场曾经是全国最大的蚕种场,在全国很有影响力。我父母在阆中蚕种场工作40多年,我从小随父母生活在阆中蚕种场,耳闻目染许多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想起来很值得回味。  

   一、打临工

   养蚕制种是季节性工作,所以阆中蚕种场正式职工不是很多,一般都使用临时工。特别是在养蚕、制种期间需要使用大量的临时工,那时的临时工一般都是附近农村来的,也有小部分是县城里的。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也在阆中蚕种场也做过临时工。最先开始是“拉风扇”。那时蚕房(饲养蚕子的房间)没有空调,为了保持蚕房内空气流通和散热,就采取用两个蚕箔糊上纸,两个蚕箔之间相隔2米,再用绳子从中间把两个蚕箔穿起,蚕箔的两个耳朵挂在两边的蚕架上,拉中间的绳子就达到类似空调的效果了。记得最先是0.05元一个小时,后来又涨了点。刚开始拉风扇手都会起血泡,但还是坚持下来了。那时蚕种场许多职工的小孩都做个临时工,大人们常说挣钱都是小事,主要是想让小孩体会挣钱的艰辛,养成不乱花钱的好习惯。后来我还做过采桑叶、捡老蚕、清理蚕网蚕蔟、浸蚕种等临时工作,通过做临时工也熟悉了整个蚕种场的各个环节,一个暑假期下来也可赚十几二十元,当领到自己挣的工资时还是挺高兴的,确实也锻炼了自己。

   二、职工工作及生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里, 在当时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每个干部职工都有很高的工作干劲和热情。那时虽然职工工资很低,一般双职工家庭收入还不到100元,且工作十分辛苦,生活条件也差,但从未听到有人抱怨过什么,和现在很多人端到肉碗骂娘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养蚕制种期间,许多职工都住在蚕种场里,一家人就一间屋子,没有厨房和卫生间,包括吃饭、休息、洗澡都在一间屋子里,所以很多家庭都吃伙食团。阆中蚕种场的土地比较多,为改善职工生活,一些分场就在桑园地里种菜喂猪,有时也种西瓜。所以伙食团经常有肉卖。记得伙食团的素菜一般卖0.05元/份,回锅肉是0.12元一两,嵌点肉的炒菜是0.15元/份,冬瓜汤是0.02元/份。那时职工虽然收入不高,但一般家庭都养2-3个小孩,有的甚至养4-5个小孩,有些家庭由于小孩养的多,一些小孩放学后还到伙食团去捡炭花拿回家用(没有烧尽的煤炭),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还是都熬过来了,也没有听说那家的小孩营养不良什么的。

   蚕种场在养蚕和制种期是分四班倒上班,因性质特殊,24小时必须有人在蚕房工作。早班是7时-13时,中班是13时-19时,夜班是19时-凌晨1点,深夜班是1点-7点。记得每次上班都要提前半小时到工作场地,进行交接班和开班前会,下班后还要集中学习半小时才回家。那时政治氛围很浓,没有人敢不听话或不参加学习。生病都要有医生的证明才敢请假。我父母亲都是50年代初从省蚕桑学校毕业分配到阆中蚕种场的。我母亲杨素君曾经在省蚕校读书时还和西南农业大学的向仲怀院士是同学,毕业后向仲怀保送去读了大学,我母亲就直接参加了工作。记得七十年代中期,向仲怀当教授带学员来阆中蚕种场实习期间,我父母还请过他来我们家吃过饭,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我母亲长期担任制种主管技术员,也就是负责管理一个制种分场。我还清楚的记得那时在上班时间,我母亲只要一有空歇时间,就在楼上楼下的给工人们读报纸,讲技术,工人们一边做一边听,哪怕就是讲的声音嘶哑满头大汉也从不休息,下班后还要组织大家学习半小时才回家。长期以来,凡是她带领的制种组,每次成绩都很出色,所以大家给她取了个诨名叫“样板”,几乎年年都是先进。我父亲更是一个工作狂,在我的记忆中,他确实也干出了很多成绩,比如最早在梁平、松潘去调木材,一去就是几个月或半年不回家,后来又到苍溪县去开辟新的原蚕区搞了几年,80年代初期因搞“三合一”运动,又派下乡到农村去任职几年,带领社员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回来后又抽他去学华罗庚的“优选法”,在场里搞科研。80年代初调进了场总部生产科负责生产、技术和销售工作。在生产科工作期间,我记得那时他到省上去争取项目和资金,在巴巴寺桑园建起了提灌站,引嘉陵江水灌溉巴巴寺几百亩桑园。其研究的“阆桑1号”,获四川省委、省革委会重大科技成果奖;“新桑品种61号选育及研究”,获1991年四川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多篇论文或的国家和省上的奖励。他建立起来的优良品种桑园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吸引了众多外地同行的参观考察,听说很多参观考察者曾悄悄采些桑枝藏在怀里,想带回去培育。我父亲曾任全国和省上的蚕学会理事和蚕种、蚕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参加过首届四川省科学技术大会。在七八十年代里,我父母几乎每天都是晚上7-8点后才回到家里。那时他们一切都以工作为重,很少关心我和我妹的生活,住在场里的时候,每次我们放学回来,都要自己拿起饭碗去食堂打饭,很多时候我们到食堂都已经没有菜了,只有吃白米饭,住在“寿山寺”的时候(蚕种场职工宿舍大院),几乎都是我最先到家,烧蜂窝煤把稀饭煮起,他们回来后就炒点水胡豆下稀饭。记得在夏天,在院子里住的人吃完晚饭后,大家就出来坐在院子里“乘凉”,听大人们摆龙门阵,很是好玩。

   七十年代职工的业余生活很单调,职工下班后基本没有啥自己想做的事,那时职工也不啥爱打牌,也没有电视看,看电影都是很奢望的事,一般要一两个月才有一部新片上影,而且还很难买到票。我记得那时经常跟大人们周末到部队去看电影。为啥经常可以到部队去看电影,这里面还有点缘由。阆中当时驻了两个团的部队,每年接来新兵后,由于老兵还没有走,就租用阆中蚕种场暂时闲置的蚕房住,在蚕种场训练新兵一两个月,所以我们就和那些带兵的以及一些新兵的混的很熟,经常在一期聊天耍。有个新兵现在我名字都记不得了,他对我很好,经常教我拉二胡,走之前还把他的二胡送给了我。他们回“海校”(部队营部)后,就经常叫我们去部队看露天电影,包我们进营地还借给我们凳子坐。由于部队地处城郊,每次去看电影都要摸黑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和田坎路,但兴致不减,只要能看上电影,再艰难也愿意去。另外一个业余爱好就是去看球赛,七十年代各个单位都有篮球队,每年县上都要举办多起比赛。我父亲爱看蓝球赛,经常也带我去阆中广场的灯光球场去看比赛,看多了也就爱看了。记得阆中蚕种场球对有叫杨“眼睛”、李“豆瓣”、盛“馒头”的,他们篮球技术都很好,现在都记得他们的相貌和诨名。又一次阆中蚕种场取得的了全县第三名的好成绩,全场领导和职工着实还高兴了一段时间。

  三、转正临时工和插场知青

  七十年代初期,当时为了批判刘少奇提出的“多用临时工,少用正式工”的言论,上面下发文件规定,凡是在国营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临时工都转成正式职工,阆中蚕种场是使用临时工较多的单位,所以那一次就转了许多农村来的临时工,为此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在这批人中,有些还没有结婚的,当时就成了“香馍馍”,给他们介绍女朋友的络绎不绝,条件好的就找城里的。条件差的就在城市郊区的农村里挑条件好的,很快他们就都结婚了,个别人后来还保送去读了大学,回来后当上了干部。另外还有批插场知青我印象也很深。当时这批人都是刚初中或高中毕业,本来要下乡当知青的,阆中蚕种场因工作需要,就接收一批知青到场里工作,最先这批人是按知青待遇,工资很低,后来这批人又都转成了正式职工。在这批人中有些是很有才华的,部分人后来去读了省蚕桑学校,成为了干部,有的调来南充后还改行当了知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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